《诗经》在平时公卿大夫阶层也天天运用，是当时统治者交流的重要方式。那时文化落后，能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东西更少，《诗经》自然地位显赫。从史料上看，大家应用《诗经》内容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首先是总结殷商败亡的历史教训。例如韩简引《小雅·十月之交》中“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竞由人”。作者当为某大夫，说的是当时政治昏聩，国家灾难不断，忠臣恪尽职守，但是却为谣言所伤，极为苦恼。一说刺周厉王，一说刺周幽王，总之是说对朝政不满。其次是赞扬周代君王的功德和政治谋略。赵成子曾引《大雅·文王》中“毋念尔祖，聿修厥德”，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谈修明德行的重要性。郤至引《周南·兔罝》“赳赳武人，公侯干城”，“赳赳武人，公侯腹心”，赞美文王招揽殷纣时退隐山林的贤人，积累政治势力。乐丁引用《大雅·绵》中“爰始爰谋，爰契我龟”诗句，讨论周兴起的原因，方玉润《诗经原始》中说：“《绵》，追述周德之兴始于迁岐，民附也。”周王选定岐的肥美之地，开始走向强盛，但重视地利还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重视威德。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执政卿大夫，通过学习和研究《诗经》，一方面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政治历史经验，一方面用这些经验来审视当时的国事，由此政治理性得到了充分提升。《诗经》恐怕在当时还承担着政治教科书的功能！
正是因为《诗经》如此重要，所以当时王公贵族非常重视在上层社会加以推广。但是当时无论是周朝还是诸侯国都有官学，贵族子弟都要到那里学习，学习运用《诗经》是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实际上中国的“《诗》教”传统从那时就已经起步，绝不是儒家占据了强势地位之后才有的。这样的局面对以后的历史影响应该是非常巨大的。春秋中初期教育自然没有普及到民间，真正开始普及下层社会还是孔子开始搞私学。下层接受文化，“士”阶层才有崛起的可能，不过那已经是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的事情了。由此我们也看清了一个重要问题，“士”文化的兴起不是天外来客，而是执政卿大夫文化起了重要的传承与铺垫作用；“士”文化的来源非常清楚，那就是执政卿大夫所造就的贵族文化。中国轴心时代文化觉醒的最初动力来自执政卿大夫阶层，《诗经》是关键性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