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央党校给新一届干部学员发了一本特殊的“维稳教材”，就是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
“如果没有《瞻对》，阿来是优秀的作家；《瞻对》则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在民族意义上的大作家。因为他的书写不仅仅是个人的创作，同时也承担了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赋予作家的全面责任。”评论家李敬泽说。
可是“大作家”也难免遭遇尴尬。在鲁迅文学奖评选中，起初在报告文学奖初评遥遥领先获得全票的《瞻对》，终评票数为“0”。
面对大起大落的戏剧性结果，阿来会怎样？
参加某文学奖颁奖时，有记者采访另一位作家，说着说着扯到诺奖了。那位作家说：这就是我写作的动力。记者又问阿来，阿来说：自己主动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文学史长还是文学奖长？我是文学“原教旨主义”，我坚持文学根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有人问阿来，对于自己的作品落选有何看法。阿来正在高山看云。他一口回绝：这些与我毫无关系。得奖能解决什么？肯定有很多好处。我最想得到的好处，是把小说写得更好。可是得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这一次，向来对评奖问题抱无谓态度的阿来，拍案而起，发表声明《我对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项的三个疑问》，就体例、程序及作品本身三问鲁奖。
“我坚信，这不仅仅是关乎我个人的短暂的终将消失的荣誉，更是关乎社会的正义，更关乎要抗议一些人假文学之名以非文学的手段伤害文学的尊严。”阿来说，当时出来说这件事，他也反复想过，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文学界的开放性和公正性的问题，是怎样使评奖不流于形式的问题。如果只是因为一本书没有获奖，也未免太小气。
2014年鲁奖评选虽然引起较大风波，但之于阿来只是一段小插曲。因为他既没有申报，也对是否得奖没有任何期待。再怎么沸沸扬扬的喧嚣事件，也经不住时光之刃的打磨。热闹的话题随风逝去，作品才是考量一位作家的试金石。
《瞻对》完成之后，有一些藏族人看了很愤怒，质问阿来：瞻对怎么被你写成这样？阿来说，历史就是这样。祖先的口传是虚构，文学虚构可以，历史不可以虚构。市场化是希望一本书讨所有人的好，但是文学从古到今不是这样。
“我也没有想要与天下人为敌，如果书写的内容决定必须这么写，我也顾不得其它了。”作为小说家的阿来是可以自傲的。多年来在川藏地区生活的积累和游历，沉淀出《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等厚重而影响广泛的作品，也收获了《空山》这样绽放出层层绚丽的高原之花。他思索的问题，则显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家”。到了《瞻对》，是写作带着他从历史到现实有了越来越深广的联系-----这也是阿来所希望的，“我希望写作把我带入更高的境界，我达到了。对历史的认知和现实的接触，越来越开阔，越来越深入。写作是我深入世界的路径，我用自己的方式把世界打开了，这样的人生有意义，我才成为作家，不然我可能是小山村里放羊的，最多是‘最美乡村教师’之一。”
《瞻对》写的是历史，其实是在关注今天少数民族的现实问题。现实和历史总是有关联的。写每一本书，阿来都首先要回答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困惑。“我不敢说它是最重要的，但是少数民族中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文化界常讲深入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中国社会发展的哪个方面不在影响我们？身处种种焦虑之中，却视而不见，假装歌舞升平，再谈去深入生活，阿来觉得很可笑。对于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不能仅仅停留在反映现象，或者简单发个微博表达。
用不着号召，用不着理论上论证，阿来是“深入生活”最多的人。从一开始就这样，他几乎没有停下来过。一年中，阿来走了多少地方，他从来没有算过。因为每年至少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他都在藏区行走。深入不只看表象，而是行走，阅读，研究当地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