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对》所涉及的是千万甚至上亿的人,藏区地域辽阔,把握这类题材难度很大。来说,我们的文化有些时候是在想象中自设禁区。今天的中国,一方面物质层面迅速进步,但是每个人都纠缠在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因为作家的身份,阿来对此感受更强甚至更为焦虑。
他是思想者阿来。他自己心里有很多想法,知识分子从来有他独立的思考和理论性、知识性的表达。
很多现实问题不光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去斯里兰卡还是塞尔维亚,别人考察自然风光,他对宗教更感兴趣,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和信徒、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互相参照比较,他以开放的视野吸收全世界的思想成果,不断地沉淀,不断地思考。
“作为严肃的文化人来说,思考这些问题的前因后果,一是寻找材料,二是寻找‘武器’。”阿来说,全世界人都在讨论世界不公的问题,谈论少数民族的问题。讨论这些需要放开眼界,不是纠结在一个问题中写一个问题,否则永远写不清楚。
看见不是暴露,而是寻找解决之道。对社会的责任,就是每个人寻找自己的角度和本份,由此出发表达自己的思考。阿来的作品有尖锐,有胆识,但最重要的是有善良的动机。
在这些问题面前,是否获奖对阿来而言,无足轻重。
“我为什么写作?”阿来常常自问。他希望自己在面对社会历史问题时能够有所解答。做调查、研究理论问题、包括写作,都是为了梳理对于历史的认知。如果写作没有解决自己对社会历史的某种疑问,那么写作毫无意义。写历史,实际上是想回答今天的问题。“世界上不缺几本书。那么作为写作者,写什么要想清楚,怎么写要想清楚。”有这样一个标准,阿来自信《瞻对》相比较而言是上乘之作。“如果每次写作,思想以及对艺术的感受和理解,确实比原来有所进步或者进步大一截,跟之前的作品有变化、有突破,而不是找到了模式;如果还是原来的水准和样子,没有必要再做这件事情。”阿来并非不懂商业,也考虑过读者的接受。但是,要想把这样一部作品变成特别明白通俗的东西,可能性几乎为零。
“生活要求你这样。从事的工作要求你这样。否则写作有什么意义?要不然所有人都是小说家、艺术家。上帝只挑选少部分人做艺术家。”阿来从来不缺乏自信。他认为写作更多依赖天赋。“我相信上帝造人就造成了不同的人。造我们就是写写小说。当然土地不够,天赋也不够,还需要不断地提升,提升自己的修持。”当然,写作中他也在反复拈量。暴露问题的写作固然尖锐;止于呈现的写作固然也有意义;但他不是。不是发泄不是暴露更不是偏激走极端,而是希望对社会有建设性意义,希望社会往好处转化。人类思想史的建构也是这样。
最近,阿来正着手写作的两个方向,一是散文,每走一处写一处,着重点在藏区的文化差异;一是长篇小说,写今天的年轻人在目前处境中的选择,直指民族关系。可是写了一阵,阿来又放下了。不是因为内容或主题,而是他发现,现实题材容易写得没有艺术性,他又很难容忍语言形式上有任何粗糙,所以停下来重新考虑行文和结构。
这不是难为自己。而是他觉得,任何一个艺术家,这么要求自己是理所当然的。追求真理,有善的动机和美的形式,原本的真善美就这样简单,阿来赞同这一艺术观念,并当成信条去遵从。
阿来的“小我”活得很滋润,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也时刻关注“大我”,他的书写不仅仅是个人的创作,同时也承担了民族的过去和现在。他的切入很小,就像他在《草木理想国》中将镜头对准一草一花;可是他的心很大,装着大千世界,他对某一处微观历史透彻挖掘,见微知着,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阿来是一个“比作家大的作家”(施战军语)。因为他的才华与见识,因为他的独立品格与民族担当,阿来毫无争议,当选2014《中华读书报》年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