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自号“尊疑”,对百年前国人读书缺少探求、批评的精神,深有感触。他在1906年就推荐一种“教授新法”。他从《论语》和《史记》各取一例,指出求道问学,最忌“苟而同之”,而国人迷信古人,不善探求,动不动就说:“圣人云然,我辈当信”“太史公其书号为实录,所载自宜不差”。严复接着指出:“由此二者推之,我辈所读一切之书,所传一切事实,莫不如是。……凡皆以枯骨朽肉之定论,主张我辈之信心。……至若其事经皇帝所折中,昔贤所论断,则唯有俯首受教,不敢有违。违者或为荒经,或为蔑古。荒经、蔑古,皆大罪也。”压制这种探求的精神,实际上就是扼杀创新的活力。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严复全集》,无疑是学界大事。严复对社会改革的难处,有极为深刻的见解,时至今日仍然值得探讨,可惜他理智的声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喧天的锣鼓和口号盖过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