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农场是董立勃小说基本的外部环境。他的“下野地”故事从西部传遍大江南北。《哑巴》发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其中对人性的拷问更加客观严厉。 哑巴哥哥朱顺和母亲终于为弟弟朱民娶上了媳妇，此时“文革”开始了。母亲是农场惟一的地主，她的命运可想而知。面对母亲受苦受难，朱顺、朱民兄弟判若两 人。母亲自杀了，朱顺在救落水儿童时被淹死了——被救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整治陷害母亲的造反派头头王兴启的儿子。朱顺曾要杀死王兴启家的人，然而，“朱顺没 想到，这个时候，这个女人还在笑。没有见过这样的笑，能笑掉男人的魂。朱顺举起的刀子落不下来，春桃仰起脸，靠近了朱顺，把刀子拿过来，扔到了地上；又抓 过了朱顺拿过刀子的手，放进了自己的怀里。朱顺三十出头了，没有碰过女人，更没有被女人碰过。这一碰，朱顺就爆炸了。这一炸，就把什么都炸没有了。”人性 的复杂在非常时期的无限“不可能性”，就这样在董立勃的笔下呈现得令人目瞪口呆。这就是小说的魅力。
鲍十的《东北平原写生集·二题》是他“生活书”的系列小说。这些作品是一个东北人写出的东北故事。鲍十在质朴、感伤、复杂的书写中，为我们再现 或构建了他的乡土东北。东北大平原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就这样在变或不变的生活中来到了我们面前。在乡村文明崩溃的时代，鲍十仍然坚持他的乡土写作 ——他的“逆向”写作选择，不仅表达了一个东北籍作家的坚韧和执着，同时也表达了一个作家对“精神原乡”的向往、关爱以及与时尚无关的写作动机。
“60后”：掘进世俗的不确定性
毕飞宇、劳马、余一鸣、于晓威、王方晨等都是“60后”作家。毕飞宇的《虚拟》，故事的“核”就是祖孙的一场“对话”。不久人世的祖父在孙子眼 里已经“了无牵挂”，但在对话中，祖父还是表达了他久未放下的“心事”：当年荣校长死的时候收到了182个花圈。桃李满天下的祖父死的时候希望不能少于这 个数字。孙子应付说，“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祖父说，“不能作假”，因为死是严肃的事。孙子写了多少人送了花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毕飞宇写出了 再了不起的“圣贤”，也终有放不下的世俗事物，“放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劳马的《无法澄清的谣传》写一个纪委书记落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县里成为传奇，是百姓茶余饭后最热衷谈论的话题。有趣的是，传言中的那位当年的 县委书记(如今的市纪委书记)仍活跃在政坛上，并频频出现在电视新闻和其他媒体中。两种舆论共存并行，井水不犯河水。后来，一个教授采访了这位书记并写成 了报告文学发表在刊物上。但在文章发表一个月后，“教授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家乡原县委书记，现任市纪委书记真的被逮捕了！梦中的抓捕情境和被捕者所犯的罪 行与当年百姓对他种种的谣传和‘诬告’完全一致。他的司机和秘书，也一个跳了楼，另一位失踪了。他立即打电话给在县里工作的一位同学讲述了自己的梦境，同 学告诉他，这不是梦，你讲的故事是活生生的真事，那位谭书记确实被抓走了，这回不是民间传言，两天前，官方媒体也发了消息。”生活的不确定性，就这样被劳 马一波三折地讲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