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这位被称之为“教授中的教授”的国学大师，据说上课时有“三不讲”：书本上有的我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讲过的我不讲，试想大学老师能做到三不讲，想完完整整的上一节课，那得是怎样的治学功夫，难怪陈先生的历史课总是学生爆满，许多外系的学生都来慕名旁听。
陈先生的学问渊博和他的好读书勤读书是分不开的。他出生在书香门第，有着很深的家学熏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算得上是文化大家。陈家的藏书也着实丰富，很小陈寅恪先生便浸染于文化的书海中，大量阅读中国的古代典籍，加上他博闻强识，所以看过的典籍经常能大段的背诵如《十三经》等。先生读书不是囫囵吞枣读死书，而是在读书的过程中要弄懂每个字的意思，深究其底。这就是先生后来经常说的“读书先识字”。
在一般人看来，陈寅恪先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精力主要集中于中国古代文化，必然对外国文化书籍欠缺了解。其实像马克思《资本论》的原文本、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欧洲“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和英国“剑桥学派”史学家阿克顿的著作先生都曾阅读研究过。陈寅恪读书不仅涉猎庞杂，而且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不管读什么书都会做批注和笔记，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陈寅恪先生去世时，亲友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曾发现了他的64本读书笔记，这些笔记记载了先生的读书历程。
陈寅恪先生读书讲究要读“原书”，拿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读第一手的资料，他在课上曾对学生解释了读“原书”的原因：非第一手的资料，“其中很多材料，或辗转抄来，难免抄错；或断章取义，不合实情；或原引材料有误，不能甄别；且内容简陋，缺漏颇多，因此不足为依据，只可参考。”
通常爱读书的人都是喜欢买书的，陈寅恪先生也不例外，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陈寅恪爱买书是出了名的，每个月100美元的生活费，除了30美元左右的生活开支，剩下的钱陈寅恪基本都用来买书。陈寅恪的好朋友也是“哈佛三杰”之一的吴宓曾说：“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归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每逢闲暇时光，陈寅恪先生就会到北京的旧书摊去淘书，有时碰到了好书，价钱再高也不惜购买。在陈寅恪先生的书房里时常满地都是书，有时连落脚的地都没有。不过他平时也不愿叫人整理，因为怕搞错位置后难以找到，不方便自己的阅读。
陈寅恪先生一生对书都有强烈的挚爱，即是在其双目失明后，依然让自己的助手给自己读书，正是靠着这样的毅力，先生在晚年完成了八十万字的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的撰写。诚如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的助教黄萱所言：“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