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先生随营造学社来到北平。学社并入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和中国古建筑研究所，先生担任助理，忙里偷闲，旁听别系课程，直至１９５０年调到文化部文物局。可以说，清华大学四年，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一到文物局，先生就再也没有离开，一竿子扎到现在，屈指算算，眨眼竟五十四年，已然大半生岁月了！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他整天忙于政务，审查古建修缮方案，拟写公文，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法规，如国务院第一个关于文物保护的条例，就由先生执笔起草。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放弃古建筑的研究，随时注重收集整理资料，因为这也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他不会忘记我国第一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所言：你是搞专业的。我本来是搞文学的，国家要我当文物局长，也不能不干。同时，我还要做我的研究，搞我的创作。你也一样，做行政而不能丢掉专业。郑先生一代文学大家，可惜于一九五八年赴阿联、阿富汗访问，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可那番语重心长发自肺腑之言，罗先生至今记忆犹新。
我问先生：这多年主要作了什么。先生微微一笑：也没做什么，就几件事。很轻描淡写。
一是长城。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们可以向外国友人开放故宫、颐和园，长城却因年久失修而无法开放。长城毕竟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郭沫若等人提议应修复一段长城，引起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最终选定了八达岭，于１９５３年动工，总负责人就是罗先生。受命如此重任，先生那年其实不过二十九岁。先生故乡没有长城，但那抗战岁月，多少次高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今天，先生不但可以登上梦中的长城，而且要亲自主持修复长城，他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那时，他是骑着毛驴去八达岭的，而梁思成先生殷切地叮嘱他：一是古建筑要整旧如旧，二是休息座位布置要讲究艺术性，三是长城上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瞻。这些教诲，足足影响他几十年，甚至成为他保护和利用古建筑中把握的准则。而师生之情愈益深厚，尤其“文革”浩劫中，先生“黑线人物”等诸多帽子压身，从遥远的湖北下放劳动改造回京，即刻去医院探望病重的恩师，使恩师大为感动。这是后话。
从此，罗先生与长城结下不解之缘，以至外国元首游览长城，还亲自导游。为让更多人了解长城，根据多年的积累研究，全面科学地编写了《长城》、《长城史话》等一本本关于长城的书，这些书多次增订，一版再版。他“累登九镇三关险，踏遍长城万里遥”，甚至百登八达岭，十越嘉峪关，数十次登临山海关，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境内的长城。就连我家乡京东平谷的将军关长城，先生也不止一次踏察，就在先生聚精会神照相时，我悄悄拍下了照相的先生。去年夏天，为考察西域长城，实现多年夙愿，先生西出玉门关，沿丝绸之路，寻访汉长城、楼兰古国，穿越罗布泊那片“死亡之海”。先生八旬健步走楼兰，一时传为佳话。说哪里有长城遗迹，哪里就有先生身影，绝不为过，毕竟先生为保护长城研究长城弘扬长城文化倾注了大半生心血！虽然如此，先生仍然谦逊地说：我没有研究透长城。是的，先生越研究越感到长城的伟大，几乎把自己的生命都融入了长城之中！
二是历史文化名城。
我国对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为不同级别保护。先生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提出保护单位要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保管机构或专人管理，简称“四有”。虽然后来有所发展，但这“四有”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内容，全国文物管理的一种规范，是先生最早提出，无疑具有开创之功。“文革”后，由于大规模基本建设，拆迁改造，使得如果仅仅对文保单位进行孤立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古城，已远远不够了。如苏州改造古城，根本无法彻底解决城市的发展，只得又去开辟新城区，而具有二千余年历史的古城却已面目全非，无可挽回。即使古建可以再造重建，也成了复制品，其历史价值就损失了。想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都是保护古建筑，另建新城。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我们的城市发展，应有长远眼光，而不能急功近利。且一座古城，要科学地制定规划，坚决地执行规划，不能让规划变成挂在墙上的一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