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商县(今商州区)不少人都是住草房，穿草鞋，睡铺着草的土炕。
那时，不仅乡下人住草房，就连城墙以内也有一些人住的是草房。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记得，西门口城墙根那三间草房一直存在到上世纪60年代初，屋里住着老两口，房内一半住人，一半圈猪，老人以养母猪卖猪娃为生。时间长了，方圆几十里养母猪的人都把猪娃运到这里来卖，这里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猪娃集”。商县有草房，那么大城市西安又是什么样子呢？1954年春，我受单位指派与另一名同志去西安调查一件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去西安，心想西安肯定不会和商县一样到处都是草房。当时去西安每天只有一趟班车，我俩和其他乘客同坐一辆卡车，上午出发，下午到了西安解放门车站，出了站向北就是西安火车站，车站广场非常大。当时天色快晚，我俩顾不得细看，在附近的小摊上随便买了些东西，就赶紧去登记了旅社。晚上我俩都怕走失了，没敢上街，第二天一大早出了旅社去看火车，但是没票不能进站，只能在外面听火车叫。随后又去汽车站周围转了一圈，原来两个车站的位置都在北城墙根，车站附近除少数小楼房外，多半都是瓦房，城墙根上还有不少比草房更矮更小的草棚，据说里面住的多半是从河南逃难过来的人。我们要找的人，一家住在龙首村，一家住在大雁塔，去这两个地方没有车，只能步行。两个村子周围全都是农田，两家人住的都是草房，不同的是龙首村那家的草房只有两间，窗子是用树枝撑的，屋里屋外显得脏乱，大雁塔那家住的草房是三间，房屋内外收拾得很干净，安的是格子窗，堂屋放着一条装粮食的红柜，柜上摆着一行装东西的瓦罐，亮得几乎能照见人。主妇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小脚老人，据她讲，她家人经几代都有一条家规，媳妇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庭院，并要将屋内所有家具齐擦一遍，所以她家的木柜、瓦罐才起明发亮。
那个年代之所以有那么多穿草鞋的人，主要是因为布鞋贵而穿不起，同时穿草鞋下地干活不怕弄脏，过河也不用脱鞋，上山还能把滑。家家户户都有个打草鞋的耙子，下雨天，农闲时，男人们就在家里打草鞋。草鞋有两种，一种是龙须草编的，一种是稻草编的，龙须草鞋是草鞋中的上品。草鞋又分为偏耳和满耳，冬天穿满耳，包上脚布比较暖和；夏天穿偏耳，图的是凉快。除过草鞋，商县不少地方还兴麻鞋。麻鞋比草鞋高级一些，也不太磨脚，深受当时的年轻人喜欢，但它的价格比草鞋贵得多，所以穿的人少。那时不光男人穿草鞋，就连一些小脚女人也给自己编一些小草鞋，下雨天出门或下地干活时套在小布鞋上，既把滑，又不容易将小布鞋弄脏。草鞋不光农村人穿，城里人穿的也不少，就连西安一些大学校园和机关单位也不乏穿草鞋的人。当时还有一个说法，夏天穿草鞋能防治脚气。
土炕上铺草取暖，不仅我们这里是这样，听说西北几个省的不少地方都是这样。1952年我在师范读书时，全校学生都住的是地铺，冬天必须铺一层厚草，否则就冻得无法入睡。后来到了机关单位，没有了建土炕的条件，大家都睡的是单人床。一到冬天，一些年纪大的同志怕冷，将两条麻袋缝在一起，装上麦草铺在床上，暖和得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县上一年最少开一次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除听报告去礼堂或影剧院外，其余学习、讨论、睡觉时间都在草铺上。文革后期，商县县委、人委干部在金陵寺办斗、批、改学习班的几个月时间里，也都睡的是草铺。
如今，城市里高楼林立，农村不但再也看不到草房，不少人家也住上了小洋楼，土炕和草褥子已经被席梦思取代，大多数人都穿上了漂亮时尚的皮鞋。所有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我坚信，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会更加富裕，人民生活会更加幸福，一定会有更多的奇迹不断出现。（商洛之窗 齐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