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不能在细枝末节、只言片语上都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对于鲁迅批评过的人物也应全面评价其历史功过。比如鲁迅批评过梁实秋，梁实秋在散文创作和翻译上自有其贡献。鲁迅憎恶章士钊，但章士钊仍然功过并存。
论争为学术文艺注入活力
海南周刊：了解鲁迅参与的论争有何现实意义？
陈漱渝：俗话说：“以史鉴今”。论争是人类古已有之的传统，能展示人类自身的智慧和风采。在论争过程中，双方的学术视野、知识水平和论辩技巧进行着激烈的抗衡，从而使文化、学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传播和推广。
在古希腊，学者之间的论争蔚然成风，出现过著名的雄辩家伊萨乌斯和著名的诡辩家莱什阿斯。他们能说会道，口若悬河。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一度呈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孟子对他的弟子公都子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当时论争的主要对象是杨朱和墨翟———他认为这两位思想家的言论属于“邪说淫辞”。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重大转型时期，作家和批评家都置身于一种多元化的语境之中，特别是文学观念不断更新。因此论争是无法避免的。鲁迅在论争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今文坛的探索者都会具有重大启示意义。不过，鲁迅当年是生活在革命年代，动乱岁月，而今“和谐”二字已经成为了中国乃至全球的主旋律。进行论争的环境和对象改变之后，论争的方式和文风当然也应相应进行调整。
海南周刊：为什么说论争会为学术文艺发展注入活力？
陈漱渝：随着现代科学迅猛发展，信息畅达，知识爆炸，事物的相对性、不确定性不断被揭示，从而动摇了原来僵化的思维模式。
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真理。因此，论争双方的观点往往具有互补性，可以通过论辩发展真理。鲁迅当年参与的论争也是这样。比如“革命文学”的倡导者有些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但鲁迅认为这一口号的提出毕竟功不可没。在“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双方的观点各有偏颇，因此鲁迅才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真理愈辩愈明，这就是论争提供的活力和动力。
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海南周刊：在鲁迅生活的时代，文艺战线论争频发，是否也有其必然性？
陈漱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学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单元的文化背景之下，呈现出一幅老态龙钟、我行我素的固执形象。
直到五四时期，随着外来文化的八面来风，中国文化才真正打破了文化背景的单元性质。多元并存的外来影响，使中国文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群芳竞艳的喜人景象。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学论争的产生就成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情。
比如同样留学美国，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所开采的思想资源是欧美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思潮，手段是理智，目标是个性解放和思想文化上的反叛传统。
而梅光迪等“学衡派”骨干则师承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敌视科学理性主义和艺术中的浪漫主义，片面维护古典主义传统，因而走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又比如同样留学日本，鲁迅接受了明治时代盛行的写实主义、功利主义影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创造社的批评家成仿吾却接受了大正时代尊个性、赞创造，在成仿吾看来，鲁迅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孔乙己》、《药》等，都是“浅薄”、“庸俗”之作，惟独“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不周山》“最出色”。
海南周刊：最后，能请您谈谈编辑出版这本论争集的主要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