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宗玉：王老师，您的中篇小说《漫水》在《湖南文学》复刊号刊登出来，又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好评如潮，不管是圈内的写作者，还是圈外热心读者，都对这篇小说赞不绝口。有些人甚至认为中篇小说《漫水》比你以前的官场小说更见功力，将会成为你的代表作。请问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答：自己的小说，除了个别篇目，总体上都较满意。好比自己生的孩子，不能有偏爱。当然，打比喻说事，往往是很难完全贴切的。事实上，我更喜欢《漫水》这类题材的小说。我过去写过很多所谓官场题材的小说，这同我对文学责任的理解有关。我有十九年的官场工作经历，耳闻目睹太多的人和事，常令我心绪难平。不写出来，心有不甘。我明白文学的社会功用是十分有限的，但文学毕竟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思考方式，用得着的时候就得用上。我关于社会现实的诸多思考和观察，都凝结在这类题材的小说上。这几年，也许是看得太多，写得太多，说得太多，而于现实毫无补益，慢慢就失去了写作所谓“官场小说”的兴趣。尽管今后可能还会写“官场小说”，但这并不代表我的文学志趣。
谢宗玉：一直以来，你都被评论家和读者圈在官场文学的范畴内，认为你是现代官场文学的翘楚。可问题是，很多人同时也把官场文学与通俗文学和商业文学划上等号，人们更多的是欣赏你对官场现象和官场心态惟妙惟肖的描叙，而忽略了你文字中很多优秀的艺术特质。在我看来，其实你的官场文学，只是把你熟悉的官场生活当作创作素材而已，而作品中的艺术品质、精神高度比国内那些小说家丝毫没有差。现在《漫水》一出惊四海，你的“面貌”一下子多元化起来。中国几千年都是以农业为主，人们对乡村题材的文字，特别具有审美鉴赏力，通过《漫水》，你的写作高度终于被评论家们所“顺利”验证。相信这之后，你再也不会被当作单一的官场题材的写作者。那么请问，最初写这个小说时，你有没有憋足一口气，想要改变自己的这种“文学面貌”呢？毕竟官场小说比乡土题材的小说要有市场号召力得多，有人会认为你这种转变，是有意与钱过意不去。呵呵。
新创造出来的语言体系呢，还是与湖湘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答：文学研究倘若庙堂化了，非要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复杂，就没有意思了，且远离了文本的本质。《漫水》的语言如果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说明民间语言就是最好地文学语言。我写作《漫水》的时候，时时感觉自己像咿呀学语的婴儿，每个词每句话都在模仿我的父老乡亲。只可惜以北方语言为中心的汉语系统，无法完全精准的记录鲜活的南方民间语言。用老百姓的语言思考和写作，脑子里活生生的就呈现出许多意蕴无穷的形象、修辞、情绪，等等。我尽管很努力了，但总不能百分之百地传神。如果说到湖湘文化，那么民间存活着的生活方式，包括行事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散发出来的都是湖湘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气神。 谢宗玉：与《国画》、《梅次故事》和《苍黄》相比，我发现《漫水》在叙述风格上，有很大的转变。《苍黄》等描写官场的小说，你主要是以故事作为叙述的推动力，而在《漫水》里，你却是以气韵作为叙述的推动力。《漫水》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衔接，但字里行间气韵十足，仿佛行云流水，自然而然，读者的心始终被一种异样的情绪攫得紧紧的。老实说，这份叙述功力，在现在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具备。请问你的这种叙述转变，在写作《漫水》的最开始，有过瓶颈阶段吗？再是，将语言的节奏和气韵作为叙述的推动力，有什么诀窍可言吗？还是得像练乾坤大挪移一样，非得要一级一级练上去，才能达到这份出神入化的功力？ 答：我的任何一部小说的写作，无论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都是在朦胧混沌状态下进行的。我不习惯最初就把小说故事、结构等想得很清楚，更不会去列写作大纲或人物关系表。我写小说就像栽培庄稼，完成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何处行，何时止，全凭感觉。《漫水》写到慧娘娘被火红的飞龙驾到天上去，自己鼻腔一酸，热泪盈眶，知道小说要结束了。 说到小说的故事性，我是主张小说是要故事的，但排斥刻意地编故事，特别不喜欢为了吸引读者而把故事编得离奇。我向来主张写生活的日常状态。难就难在把日常状态的生活写得有味道，让读者有兴趣看下去。我想，这应该需要对生活有深刻的理解。 谢宗玉：《漫水》对乡村里的人物、人情、人格以及人性之美，写得真是太好太绝了。我看的时候，舌下生津，一次都不忍心读多了。就像清贫时代吃糖，不愿囫囵吞枣，而是将它细细慢慢地含化在嘴中。但是很显然，中国乡村已异化得相当严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才是现在乡村的真实面貌。请问，你创作《漫水》有没有理想化的成分呢？感觉这部小说像是你在追忆很多年前一个梦？ 答：文学就是一种与梦有关的事业。要么是寻找失去的梦，要么是向往未来的梦。沈从文先生写作《边城》是七十多年前的事，别说如今的茶峒远不是沈从文笔下的景象，就是七十多年前的茶峒也并非《边城》所写的纯美。我们看沈先生的《湘行散记》，字里行间看到的湘西，同《边城》里所写的湘西就是有出入的。正如沈先生自己说的，他要通过《边城》构筑自己心目中的“希腊小庙”。我离开家乡二十多年，每次回乡都会想到鲁迅先生《故乡》的开头，看到的是“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尽管如此，我如果坐在华灯如星的城市，想起故乡则全是美好的回忆。《漫水》就是这么诞生的。文学需要梦想，文学需要制造梦想。人类如果没有梦想，不知生活将是怎样！ 谢宗玉：《漫水》的时间跨度很大，而在那个时间段，中国的政治运动实在太多，乡村同样经历过种种动荡，你的小说其实也有写到。但奇怪的是，政治运动在这篇小说中都是侧面出现，略略几笔带过，即便出现了，也写得温情脉脉，跟其他作家笔下的政治运动截然相反。那么请问，是你为了营造乡村恬静的气氛，有意回避那些运动的邪恶面，还是你认为乡村传统的伦理道德能化解了政治运动的邪恶性呢？ 答：中国过去六十年间，几乎有三十多年充斥各种政治运动，残酷甚至血腥。但是，这些政治运动在我所熟悉的乡村更像闹剧。比如，七十年代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村里有位不识字的妇女愤怒地辱骂一位县里下来改造的干部：你这个鸡窝鸡窝分子！她根本不知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何物，鹦鹉学语的能力都没有，但内心却充满仇恨。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村妇
答：写作乡村题材的小说，我可谓蓄谋已久。我原打算写一个够份量的长篇小说，素材和品质也就是《漫水》这样的。今年初《湖南文学》复刊，水运宪先生约我写个中篇，我只好从命，于是有了《漫水》。但是，我并非刻意要改变人们对我评价。我没有故意改变自己风格的意思，文字服从小说内容而已。我过去在官场工作，一边写官样文章，一边写官场小说，两种思维，两种文体，两种语言，自由切换。很多人说写官样文章写多了，文学的笔就写坏了。我没有这种感觉。可能这同我的个人气质有关，就是适应性较强。写作《漫水》这样的小说，文字想快都快不起来，心思想浮躁也浮躁不起来。我并不介意别人对我的所谓官场小说的类型化界定，自己的争辩也是徒劳的。有时我会调侃：假如粗暴的小说类型化概念成立，那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渔业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犯罪小说，《红楼梦》则是青春小说，《西游记》则是穿越小说。
简单愚昧，其实也可以说这样的村妇天真无邪。她并没有自己的主张，善良地听从她信任的某种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所有的政治运动其实从来都没有让乡村人弄明白过，他们充其量只是被裹胁的群氓。真正在乡村起作用的仍然是沉淀在乡村的传统道德、传统伦理，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冲了政治运动的强硬，使乡村所受的伤害有所减少。政治运动频仍的那些年代，特别是文革十年间，乡村所受摧残固然也很严重，但如果没有乡村那些美好传统的存在，后果更不堪设想。时过境迁之后，乡村的人谈起过去的政治风云，多少都像讲荒诞故事，谁也不把它当真。那么我们现在应如何看待当下的政治？想想乡村人们的态度，就应该时刻警醒，不应再给乡下人留下笑柄。 谢宗玉：对生死的深入探究是《漫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你的家乡漫水，似乎对生死有着独特的哲学观。大气、超然、恬淡、从容，是乡村老人在死亡的问题上，普遍表现出来的胸怀和气度。而你又把他们的这种生命哲学观用挺生活化的细节诠释得恰到好处。如果说《边城》更多的是描写乡村青年人独特而微妙的爱情进程，那么《漫水》则更多的是描写乡村老人如何样豁达平静地走向死亡。你对乡村老人的生死观，似乎有着很深入的研究？ 答：乡村人对待生死，如同对待四季，如同对待花开花落，多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他们谈到别人的死，不会像城市人出于礼节必须表演一下悲痛，言语和表情都是非常平淡的，有时甚至会把死亡当成笑谈。乡村人进入暮年，会早早地预备好自己的后事，心平气和地谈论自己的后事。他们对待死亡的豁达，大抵出于认命。也许高贵的人会对乡村人的认命报以同情甚至轻蔑，事实上这就是乡村人与生俱来的生死观，世代相因，根深蒂固，无需教化。乡村的人死了，没有人会考虑丧事的规格，尽管有的人家奢华，有的人家简朴，但都会一律的庄严肃穆。 谢宗玉：从《漫水》看来，你对家乡题材的开垦，才刚刚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你还会写出一批跟《漫水》有着同样质地的优秀作品出来，请问，你是否有这个打算？可否透露一下你的写作计划？ 答：我开头就说了，写一部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我肯定会写的，相信会写得很满意。 谢宗玉：从地理意义上讲，你的故乡漫水也属于大湘西的范畴，而《漫水》所呈现乡村生活的意蕴和气度，让人自然而然就会想起沈从文的《边城》，请问你是否受过沈从文文风的影响？能否从《漫水》和《边城》出发，谈谈你与沈从文先生在文风气质上的异同？
答：我热爱且敬仰沈从文先生，几乎读过他写的每一个字。受他小说的影响，也许是无意之间的事。但我非常害怕别人说我的《漫水》像《边城》。齐白石先生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宁愿自己的小说同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相差十万八千里，也不愿意我的小说像他的小说。像他的小说，我就彻底完了。沈从文只需要一个，多出半个都是多余的，都是毫无意义的。文学的残酷性就是如此。就像评论界屡有人说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我觉得这丝毫不是夸赞。卡夫卡只需要一个，不需要第二个。残雪就是残雪，不是别人。
民间语言是最好的文学语言 ——答谢宗玉先生 谢宗玉：王老师，您的中篇小说《漫水》在《湖南文学》复刊号刊登出来，又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好评如潮，不管是圈内的写作者，还是圈外热心读者，都对这篇小说赞不绝口。有些人甚至认为中篇小说《漫水》比你以前的官场小说更见功力，将会成为你的代表作。请问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答：自己的小说，除了个别篇目，总体上都较满意。好比自己生的孩子，不能有偏爱。当然，打比喻说事，往往是很难完全贴切的。事实上，我更喜欢《漫水》这类题材的小说。我过去写过很多所谓官场题材的小说，这同我对文学责任的理解有关。我有十九年的官场工作经历，耳闻目睹太多的人和事，常令我心绪难平。不写出来，心有不甘。我明白文学的社会功用是十分有限的，但文学毕竟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思考方式，用得着的时候就得用上。我关于社会现实的诸多思考和观察，都凝结在这类题材的小说上。这几年，也许是看得太多，写得太多，说得太多，而于现实毫无补益，慢慢就失去了写作所谓“官场小说”的兴趣。尽管今后可能还会写“官场小说”，但这并不代表我的文学志趣。 谢宗玉：一直以来，你都被评论家和读者圈在官场文学的范畴内，认为你是现代官场文学的翘楚。可问题是，很多人同时也把官场文学与通俗文学和商业文学划上等号，人们更多的是欣赏你对官场现象和官场心态惟妙惟肖的描叙，而忽略了你文字中很多优秀的艺术特质。在我看来，其实你的官场文学，只是把你熟悉的官场生活当作创作素材而已，而作品中的艺术品质、精神高度比国内那些小说家丝毫没有差。现在《漫水》一出惊四海，你的“面貌”一下子多元化起来。中国几千年都是以农业为主，人们对乡村题材的文字，特别具有审美鉴赏力，通过《漫水》，你的写作高度终于被评论家们所“顺利”验证。相信这之后，你再也不会被当作单一的官场题材的写作者。那么请问，最初写这个小说时，你有没有憋足一口气，想要改变自己的这种“文学面貌”呢？毕竟官场小说比乡土题材的小说要有市场号召力得多，有人会认为你这种转变，是有意与钱过意不去。呵呵。 答：写作乡村题材的小说，我可谓蓄谋已久。我原打算写一个够份量的长篇小说，素材和品质也就是《漫水》这样的。今年初《湖南文学》复刊，水运宪先生约我写个中篇，我只好从命，于是有了《漫水》。但是，我并非刻意要改变人们对我评价。我没有故意改变自己风格的意思，文字服从小说内容而已。我过去在官场工作，一边写官样文章，一边写官场小说，两种思维，两种文体，两种语言，自由切换。很多人说写官样文章写多了，文学的笔就写坏了。我没有这种感觉。可能这同我的个人气质有关，就是适应性较强。写作《漫水》这样的小说，文字想快都快不起来，心思想浮躁也浮躁不起来。我并不介意别人对我的所谓官场小说的类型化界定，自己的争辩也是徒劳的。有时我会调侃：假如粗暴的小说类型化概念成立，那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渔业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犯罪小说，《红楼梦》则是青春小说，《西游记》则是穿越小说。 谢宗玉：从地理意义上讲，你的故乡漫水也属于大湘西的范畴，而《漫水》所呈现乡村生活的意蕴和气度，让人自然而然就会想起沈从文的《边城》，请问你是否受过沈从文文风的影响？能否从《漫水》和《边城》出发，谈谈你与沈从文先生在文风气质上的异同？ 答：我热爱且敬仰沈从文先生，几乎读过他写的每一个字。受他小说的影响，也许是无意之间的事。但我非常害怕别人说我的《漫水》像《边城》。齐白石先生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宁愿自己的小说同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相差十万八千里，也不愿意我的小说像他的小说。像他的小说，我就彻底完了。沈从文只需要一个，多出半个都是多余的，都是毫无意义的。文学的残酷性就是如此。就像评论界屡有人说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我觉得这丝毫不是夸赞。卡夫卡只需要一个，不需要第二个。残雪就是残雪，不是别人。 谢宗玉：马笑泉先生认为《漫水》的语言醇厚生动，元气弥漫，与湖湘大地自然风物之间有着一种奇特微妙的感应。我也认为《漫水》的语言非常接近地气，仿佛是从大地生长出的庄稼，是那么的和谐、自然、茁壮、生机盎然。请问这种语言是你最
谢宗玉：马笑泉先生认为《漫水》的语言醇厚生动，元气弥漫，与湖湘大地自然风物之间有着一种奇特微妙的感应。我也认为《漫水》的语言非常接近地气，仿佛是从大地生长出的庄稼，是那么的和谐、自然、茁壮、生机盎然。请问这种语言是你最新创造出来的语言体系呢，还是与湖湘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简单愚昧，其实也可以说这样的村妇天真无邪。她并没有自己的主张，善良地听从她信任的某种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所有的政治运动其实从来都没有让乡村人弄明白过，他们充其量只是被裹胁的群氓。真正在乡村起作用的仍然是沉淀在乡村的传统道德、传统伦理，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冲了政治运动的强硬，使乡村所受的伤害有所减少。政治运动频仍的那些年代，特别是文革十年间，乡村所受摧残固然也很严重，但如果没有乡村那些美好传统的存在，后果更不堪设想。时过境迁之后，乡村的人谈起过去的政治风云，多少都像讲荒诞故事，谁也不把它当真。那么我们现在应如何看待当下的政治？想想乡村人们的态度，就应该时刻警醒，不应再给乡下人留下笑柄。 谢宗玉：对生死的深入探究是《漫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你的家乡漫水，似乎对生死有着独特的哲学观。大气、超然、恬淡、从容，是乡村老人在死亡的问题上，普遍表现出来的胸怀和气度。而你又把他们的这种生命哲学观用挺生活化的细节诠释得恰到好处。如果说《边城》更多的是描写乡村青年人独特而微妙的爱情进程，那么《漫水》则更多的是描写乡村老人如何样豁达平静地走向死亡。你对乡村老人的生死观，似乎有着很深入的研究？ 答：乡村人对待生死，如同对待四季，如同对待花开花落，多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他们谈到别人的死，不会像城市人出于礼节必须表演一下悲痛，言语和表情都是非常平淡的，有时甚至会把死亡当成笑谈。乡村人进入暮年，会早早地预备好自己的后事，心平气和地谈论自己的后事。他们对待死亡的豁达，大抵出于认命。也许高贵的人会对乡村人的认命报以同情甚至轻蔑，事实上这就是乡村人与生俱来的生死观，世代相因，根深蒂固，无需教化。乡村的人死了，没有人会考虑丧事的规格，尽管有的人家奢华，有的人家简朴，但都会一律的庄严肃穆。 谢宗玉：从《漫水》看来，你对家乡题材的开垦，才刚刚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你还会写出一批跟《漫水》有着同样质地的优秀作品出来，请问，你是否有这个打算？可否透露一下你的写作计划？ 答：我开头就说了，写一部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我肯定会写的，相信会写得很满意。 答：文学研究倘若庙堂化了，非要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复杂，就没有意思了，且远离了文本的本质。《漫水》的语言如果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说明民间语言就是最好地文学语言。我写作《漫水》的时候，时时感觉自己像咿呀学语的婴儿，每个词每句话都在模仿我的父老乡亲。只可惜以北方语言为中心的汉语系统，无法完全精准的记录鲜活的南方民间语言。用老百姓的语言思考和写作，脑子里活生生的就呈现出许多意蕴无穷的形象、修辞、情绪，等等。我尽管很努力了，但总不能百分之百地传神。如果说到湖湘文化，那么民间存活着的生活方式，包括行事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散发出来的都是湖湘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气神。
谢宗玉：与《国画》、《梅次故事》和《苍黄》相比，我发现《漫水》在叙述风格上，有很大的转变。《苍黄》等描写官场的小说，你主要是以故事作为叙述的推动力，而在《漫水》里，你却是以气韵作为叙述的推动力。《漫水》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衔接，但字里行间气韵十足，仿佛行云流水，自然而然，读者的心始终被一种异样的情绪攫得紧紧的。老实说，这份叙述功力，在现在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具备。请问你的这种叙述转变，在写作《漫水》的最开始，有过瓶颈阶段吗？再是，将语言的节奏和气韵作为叙述的推动力，有什么诀窍可言吗？还是得像练乾坤大挪移一样，非得要一级一级练上去，才能达到这份出神入化的功力？
民间语言是最好的文学语言 ——答谢宗玉先生 谢宗玉：王老师，您的中篇小说《漫水》在《湖南文学》复刊号刊登出来，又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好评如潮，不管是圈内的写作者，还是圈外热心读者，都对这篇小说赞不绝口。有些人甚至认为中篇小说《漫水》比你以前的官场小说更见功力，将会成为你的代表作。请问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答：自己的小说，除了个别篇目，总体上都较满意。好比自己生的孩子，不能有偏爱。当然，打比喻说事，往往是很难完全贴切的。事实上，我更喜欢《漫水》这类题材的小说。我过去写过很多所谓官场题材的小说，这同我对文学责任的理解有关。我有十九年的官场工作经历，耳闻目睹太多的人和事，常令我心绪难平。不写出来，心有不甘。我明白文学的社会功用是十分有限的，但文学毕竟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思考方式，用得着的时候就得用上。我关于社会现实的诸多思考和观察，都凝结在这类题材的小说上。这几年，也许是看得太多，写得太多，说得太多，而于现实毫无补益，慢慢就失去了写作所谓“官场小说”的兴趣。尽管今后可能还会写“官场小说”，但这并不代表我的文学志趣。 谢宗玉：一直以来，你都被评论家和读者圈在官场文学的范畴内，认为你是现代官场文学的翘楚。可问题是，很多人同时也把官场文学与通俗文学和商业文学划上等号，人们更多的是欣赏你对官场现象和官场心态惟妙惟肖的描叙，而忽略了你文字中很多优秀的艺术特质。在我看来，其实你的官场文学，只是把你熟悉的官场生活当作创作素材而已，而作品中的艺术品质、精神高度比国内那些小说家丝毫没有差。现在《漫水》一出惊四海，你的“面貌”一下子多元化起来。中国几千年都是以农业为主，人们对乡村题材的文字，特别具有审美鉴赏力，通过《漫水》，你的写作高度终于被评论家们所“顺利”验证。相信这之后，你再也不会被当作单一的官场题材的写作者。那么请问，最初写这个小说时，你有没有憋足一口气，想要改变自己的这种“文学面貌”呢？毕竟官场小说比乡土题材的小说要有市场号召力得多，有人会认为你这种转变，是有意与钱过意不去。呵呵。 答：写作乡村题材的小说，我可谓蓄谋已久。我原打算写一个够份量的长篇小说，素材和品质也就是《漫水》这样的。今年初《湖南文学》复刊，水运宪先生约我写个中篇，我只好从命，于是有了《漫水》。但是，我并非刻意要改变人们对我评价。我没有故意改变自己风格的意思，文字服从小说内容而已。我过去在官场工作，一边写官样文章，一边写官场小说，两种思维，两种文体，两种语言，自由切换。很多人说写官样文章写多了，文学的笔就写坏了。我没有这种感觉。可能这同我的个人气质有关，就是适应性较强。写作《漫水》这样的小说，文字想快都快不起来，心思想浮躁也浮躁不起来。我并不介意别人对我的所谓官场小说的类型化界定，自己的争辩也是徒劳的。有时我会调侃：假如粗暴的小说类型化概念成立，那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渔业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犯罪小说，《红楼梦》则是青春小说，《西游记》则是穿越小说。 谢宗玉：从地理意义上讲，你的故乡漫水也属于大湘西的范畴，而《漫水》所呈现乡村生活的意蕴和气度，让人自然而然就会想起沈从文的《边城》，请问你是否受过沈从文文风的影响？能否从《漫水》和《边城》出发，谈谈你与沈从文先生在文风气质上的异同？ 答：我热爱且敬仰沈从文先生，几乎读过他写的每一个字。受他小说的影响，也许是无意之间的事。但我非常害怕别人说我的《漫水》像《边城》。齐白石先生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宁愿自己的小说同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相差十万八千里，也不愿意我的小说像他的小说。像他的小说，我就彻底完了。沈从文只需要一个，多出半个都是多余的，都是毫无意义的。文学的残酷性就是如此。就像评论界屡有人说残雪是中国的卡夫卡，我觉得这丝毫不是夸赞。卡夫卡只需要一个，不需要第二个。残雪就是残雪，不是别人。 谢宗玉：马笑泉先生认为《漫水》的语言醇厚生动，元气弥漫，与湖湘大地自然风物之间有着一种奇特微妙的感应。我也认为《漫水》的语言非常接近地气，仿佛是从大地生长出的庄稼，是那么的和谐、自然、茁壮、生机盎然。请问这种语言是你最
答：我的任何一部小说的写作，无论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都是在朦胧混沌状态下进行的。我不习惯最初就把小说故事、结构等想得很清楚，更不会去列写作大纲或人物关系表。我写小说就像栽培庄稼，完成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何处行，何时止，全凭感觉。《漫水》写到慧娘娘被火红的飞龙驾到天上去，自己鼻腔一酸，热泪盈眶，知道小说要结束了。
说到小说的故事性，我是主张小说是要故事的，但排斥刻意地编故事，特别不喜欢为了吸引读者而把故事编得离奇。我向来主张写生活的日常状态。难就难在把日常状态的生活写得有味道，让读者有兴趣看下去。我想，这应该需要对生活有深刻的理解。
谢宗玉：《漫水》对乡村里的人物、人情、人格以及人性之美，写得真是太好太绝了。我看的时候，舌下生津，一次都不忍心读多了。就像清贫时代吃糖，不愿囫囵吞枣，而是将它细细慢慢地含化在嘴中。但是很显然，中国乡村已异化得相当严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才是现在乡村的真实面貌。请问，你创作《漫水》有没有理想化的成分呢？感觉这部小说像是你在追忆很多年前一个梦？
答：文学就是一种与梦有关的事业。要么是寻找失去的梦，要么是向往未来的梦。沈从文先生写作《边城》是七十多年前的事，别说如今的茶峒远不是沈从文笔下的景象，就是七十多年前的茶峒也并非《边城》所写的纯美。我们看沈先生的《湘行散记》，字里行间看到的湘西，同《边城》里所写的湘西就是有出入的。正如沈先生自己说的，他要通过《边城》构筑自己心目中的“希腊小庙”。我离开家乡二十多年，每次回乡都会想到鲁迅先生《故乡》的开头，看到的是“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尽管如此，我如果坐在华灯如星的城市，想起故乡则全是美好的回忆。《漫水》就是这么诞生的。文学需要梦想，文学需要制造梦想。人类如果没有梦想，不知生活将是怎样！
谢宗玉：《漫水》的时间跨度很大，而在那个时间段，中国的政治运动实在太多，乡村同样经历过种种动荡，你的小说其实也有写到。但奇怪的是，政治运动在这篇小说中都是侧面出现，略略几笔带过，即便出现了，也写得温情脉脉，跟其他作家笔下的政治运动截然相反。那么请问，是你为了营造乡村恬静的气氛，有意回避那些运动的邪恶面，还是你认为乡村传统的伦理道德能化解了政治运动的邪恶性呢？
答：中国过去六十年间，几乎有三十多年充斥各种政治运动，残酷甚至血腥。但是，这些政治运动在我所熟悉的乡村更像闹剧。比如，七十年代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村里有位不识字的妇女愤怒地辱骂一位县里下来改造的干部：你这个鸡窝鸡窝分子！她根本不知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何物，鹦鹉学语的能力都没有，但内心却充满仇恨。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村妇简单愚昧，其实也可以说这样的村妇天真无邪。她并没有自己的主张，善良地听从她信任的某种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所有的政治运动其实从来都没有让乡村人弄明白过，他们充其量只是被裹胁的群氓。真正在乡村起作用的仍然是沉淀在乡村的传统道德、传统伦理，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冲了政治运动的强硬，使乡村所受的伤害有所减少。政治运动频仍的那些年代，特别是文革十年间，乡村所受摧残固然也很严重，但如果没有乡村那些美好传统的存在，后果更不堪设想。时过境迁之后，乡村的人谈起过去的政治风云，多少都像讲荒诞故事，谁也不把它当真。那么我们现在应如何看待当下的政治？想想乡村人们的态度，就应该时刻警醒，不应再给乡下人留下笑柄。
简单愚昧，其实也可以说这样的村妇天真无邪。她并没有自己的主张，善良地听从她信任的某种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所有的政治运动其实从来都没有让乡村人弄明白过，他们充其量只是被裹胁的群氓。真正在乡村起作用的仍然是沉淀在乡村的传统道德、传统伦理，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冲了政治运动的强硬，使乡村所受的伤害有所减少。政治运动频仍的那些年代，特别是文革十年间，乡村所受摧残固然也很严重，但如果没有乡村那些美好传统的存在，后果更不堪设想。时过境迁之后，乡村的人谈起过去的政治风云，多少都像讲荒诞故事，谁也不把它当真。那么我们现在应如何看待当下的政治？想想乡村人们的态度，就应该时刻警醒，不应再给乡下人留下笑柄。 谢宗玉：对生死的深入探究是《漫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你的家乡漫水，似乎对生死有着独特的哲学观。大气、超然、恬淡、从容，是乡村老人在死亡的问题上，普遍表现出来的胸怀和气度。而你又把他们的这种生命哲学观用挺生活化的细节诠释得恰到好处。如果说《边城》更多的是描写乡村青年人独特而微妙的爱情进程，那么《漫水》则更多的是描写乡村老人如何样豁达平静地走向死亡。你对乡村老人的生死观，似乎有着很深入的研究？ 答：乡村人对待生死，如同对待四季，如同对待花开花落，多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他们谈到别人的死，不会像城市人出于礼节必须表演一下悲痛，言语和表情都是非常平淡的，有时甚至会把死亡当成笑谈。乡村人进入暮年，会早早地预备好自己的后事，心平气和地谈论自己的后事。他们对待死亡的豁达，大抵出于认命。也许高贵的人会对乡村人的认命报以同情甚至轻蔑，事实上这就是乡村人与生俱来的生死观，世代相因，根深蒂固，无需教化。乡村的人死了，没有人会考虑丧事的规格，尽管有的人家奢华，有的人家简朴，但都会一律的庄严肃穆。 谢宗玉：从《漫水》看来，你对家乡题材的开垦，才刚刚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你还会写出一批跟《漫水》有着同样质地的优秀作品出来，请问，你是否有这个打算？可否透露一下你的写作计划？ 答：我开头就说了，写一部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我肯定会写的，相信会写得很满意。
谢宗玉：对生死的深入探究是《漫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你的家乡漫水，似乎对生死有着独特的哲学观。大气、超然、恬淡、从容，是乡村老人在死亡的问题上，普遍表现出来的胸怀和气度。而你又把他们的这种生命哲学观用挺生活化的细节诠释得恰到好处。如果说《边城》更多的是描写乡村青年人独特而微妙的爱情进程，那么《漫水》则更多的是描写乡村老人如何样豁达平静地走向死亡。你对乡村老人的生死观，似乎有着很深入的研究？
新创造出来的语言体系呢，还是与湖湘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答：文学研究倘若庙堂化了，非要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复杂，就没有意思了，且远离了文本的本质。《漫水》的语言如果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说明民间语言就是最好地文学语言。我写作《漫水》的时候，时时感觉自己像咿呀学语的婴儿，每个词每句话都在模仿我的父老乡亲。只可惜以北方语言为中心的汉语系统，无法完全精准的记录鲜活的南方民间语言。用老百姓的语言思考和写作，脑子里活生生的就呈现出许多意蕴无穷的形象、修辞、情绪，等等。我尽管很努力了，但总不能百分之百地传神。如果说到湖湘文化，那么民间存活着的生活方式，包括行事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散发出来的都是湖湘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气神。 谢宗玉：与《国画》、《梅次故事》和《苍黄》相比，我发现《漫水》在叙述风格上，有很大的转变。《苍黄》等描写官场的小说，你主要是以故事作为叙述的推动力，而在《漫水》里，你却是以气韵作为叙述的推动力。《漫水》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衔接，但字里行间气韵十足，仿佛行云流水，自然而然，读者的心始终被一种异样的情绪攫得紧紧的。老实说，这份叙述功力，在现在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具备。请问你的这种叙述转变，在写作《漫水》的最开始，有过瓶颈阶段吗？再是，将语言的节奏和气韵作为叙述的推动力，有什么诀窍可言吗？还是得像练乾坤大挪移一样，非得要一级一级练上去，才能达到这份出神入化的功力？ 答：我的任何一部小说的写作，无论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都是在朦胧混沌状态下进行的。我不习惯最初就把小说故事、结构等想得很清楚，更不会去列写作大纲或人物关系表。我写小说就像栽培庄稼，完成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何处行，何时止，全凭感觉。《漫水》写到慧娘娘被火红的飞龙驾到天上去，自己鼻腔一酸，热泪盈眶，知道小说要结束了。 说到小说的故事性，我是主张小说是要故事的，但排斥刻意地编故事，特别不喜欢为了吸引读者而把故事编得离奇。我向来主张写生活的日常状态。难就难在把日常状态的生活写得有味道，让读者有兴趣看下去。我想，这应该需要对生活有深刻的理解。 谢宗玉：《漫水》对乡村里的人物、人情、人格以及人性之美，写得真是太好太绝了。我看的时候，舌下生津，一次都不忍心读多了。就像清贫时代吃糖，不愿囫囵吞枣，而是将它细细慢慢地含化在嘴中。但是很显然，中国乡村已异化得相当严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才是现在乡村的真实面貌。请问，你创作《漫水》有没有理想化的成分呢？感觉这部小说像是你在追忆很多年前一个梦？ 答：文学就是一种与梦有关的事业。要么是寻找失去的梦，要么是向往未来的梦。沈从文先生写作《边城》是七十多年前的事，别说如今的茶峒远不是沈从文笔下的景象，就是七十多年前的茶峒也并非《边城》所写的纯美。我们看沈先生的《湘行散记》，字里行间看到的湘西，同《边城》里所写的湘西就是有出入的。正如沈先生自己说的，他要通过《边城》构筑自己心目中的“希腊小庙”。我离开家乡二十多年，每次回乡都会想到鲁迅先生《故乡》的开头，看到的是“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尽管如此，我如果坐在华灯如星的城市，想起故乡则全是美好的回忆。《漫水》就是这么诞生的。文学需要梦想，文学需要制造梦想。人类如果没有梦想，不知生活将是怎样！ 谢宗玉：《漫水》的时间跨度很大，而在那个时间段，中国的政治运动实在太多，乡村同样经历过种种动荡，你的小说其实也有写到。但奇怪的是，政治运动在这篇小说中都是侧面出现，略略几笔带过，即便出现了，也写得温情脉脉，跟其他作家笔下的政治运动截然相反。那么请问，是你为了营造乡村恬静的气氛，有意回避那些运动的邪恶面，还是你认为乡村传统的伦理道德能化解了政治运动的邪恶性呢？ 答：中国过去六十年间，几乎有三十多年充斥各种政治运动，残酷甚至血腥。但是，这些政治运动在我所熟悉的乡村更像闹剧。比如，七十年代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村里有位不识字的妇女愤怒地辱骂一位县里下来改造的干部：你这个鸡窝鸡窝分子！她根本不知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何物，鹦鹉学语的能力都没有，但内心却充满仇恨。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村妇 答：乡村人对待生死，如同对待四季，如同对待花开花落，多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他们谈到别人的死，不会像城市人出于礼节必须表演一下悲痛，言语和表情都是非常平淡的，有时甚至会把死亡当成笑谈。乡村人进入暮年，会早早地预备好自己的后事，心平气和地谈论自己的后事。他们对待死亡的豁达，大抵出于认命。也许高贵的人会对乡村人的认命报以同情甚至轻蔑，事实上这就是乡村人与生俱来的生死观，世代相因，根深蒂固，无需教化。乡村的人死了，没有人会考虑丧事的规格，尽管有的人家奢华，有的人家简朴，但都会一律的庄严肃穆。
谢宗玉：从《漫水》看来，你对家乡题材的开垦，才刚刚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你还会写出一批跟《漫水》有着同样质地的优秀作品出来，请问，你是否有这个打算？可否透露一下你的写作计划？
新创造出来的语言体系呢，还是与湖湘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答：文学研究倘若庙堂化了，非要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复杂，就没有意思了，且远离了文本的本质。《漫水》的语言如果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就说明民间语言就是最好地文学语言。我写作《漫水》的时候，时时感觉自己像咿呀学语的婴儿，每个词每句话都在模仿我的父老乡亲。只可惜以北方语言为中心的汉语系统，无法完全精准的记录鲜活的南方民间语言。用老百姓的语言思考和写作，脑子里活生生的就呈现出许多意蕴无穷的形象、修辞、情绪，等等。我尽管很努力了，但总不能百分之百地传神。如果说到湖湘文化，那么民间存活着的生活方式，包括行事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散发出来的都是湖湘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气神。 谢宗玉：与《国画》、《梅次故事》和《苍黄》相比，我发现《漫水》在叙述风格上，有很大的转变。《苍黄》等描写官场的小说，你主要是以故事作为叙述的推动力，而在《漫水》里，你却是以气韵作为叙述的推动力。《漫水》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衔接，但字里行间气韵十足，仿佛行云流水，自然而然，读者的心始终被一种异样的情绪攫得紧紧的。老实说，这份叙述功力，在现在的作家中，很少有人具备。请问你的这种叙述转变，在写作《漫水》的最开始，有过瓶颈阶段吗？再是，将语言的节奏和气韵作为叙述的推动力，有什么诀窍可言吗？还是得像练乾坤大挪移一样，非得要一级一级练上去，才能达到这份出神入化的功力？ 答：我的任何一部小说的写作，无论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都是在朦胧混沌状态下进行的。我不习惯最初就把小说故事、结构等想得很清楚，更不会去列写作大纲或人物关系表。我写小说就像栽培庄稼，完成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何处行，何时止，全凭感觉。《漫水》写到慧娘娘被火红的飞龙驾到天上去，自己鼻腔一酸，热泪盈眶，知道小说要结束了。 说到小说的故事性，我是主张小说是要故事的，但排斥刻意地编故事，特别不喜欢为了吸引读者而把故事编得离奇。我向来主张写生活的日常状态。难就难在把日常状态的生活写得有味道，让读者有兴趣看下去。我想，这应该需要对生活有深刻的理解。 谢宗玉：《漫水》对乡村里的人物、人情、人格以及人性之美，写得真是太好太绝了。我看的时候，舌下生津，一次都不忍心读多了。就像清贫时代吃糖，不愿囫囵吞枣，而是将它细细慢慢地含化在嘴中。但是很显然，中国乡村已异化得相当严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才是现在乡村的真实面貌。请问，你创作《漫水》有没有理想化的成分呢？感觉这部小说像是你在追忆很多年前一个梦？ 答：文学就是一种与梦有关的事业。要么是寻找失去的梦，要么是向往未来的梦。沈从文先生写作《边城》是七十多年前的事，别说如今的茶峒远不是沈从文笔下的景象，就是七十多年前的茶峒也并非《边城》所写的纯美。我们看沈先生的《湘行散记》，字里行间看到的湘西，同《边城》里所写的湘西就是有出入的。正如沈先生自己说的，他要通过《边城》构筑自己心目中的“希腊小庙”。我离开家乡二十多年，每次回乡都会想到鲁迅先生《故乡》的开头，看到的是“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尽管如此，我如果坐在华灯如星的城市，想起故乡则全是美好的回忆。《漫水》就是这么诞生的。文学需要梦想，文学需要制造梦想。人类如果没有梦想，不知生活将是怎样！ 谢宗玉：《漫水》的时间跨度很大，而在那个时间段，中国的政治运动实在太多，乡村同样经历过种种动荡，你的小说其实也有写到。但奇怪的是，政治运动在这篇小说中都是侧面出现，略略几笔带过，即便出现了，也写得温情脉脉，跟其他作家笔下的政治运动截然相反。那么请问，是你为了营造乡村恬静的气氛，有意回避那些运动的邪恶面，还是你认为乡村传统的伦理道德能化解了政治运动的邪恶性呢？ 答：中国过去六十年间，几乎有三十多年充斥各种政治运动，残酷甚至血腥。但是，这些政治运动在我所熟悉的乡村更像闹剧。比如，七十年代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村里有位不识字的妇女愤怒地辱骂一位县里下来改造的干部：你这个鸡窝鸡窝分子！她根本不知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何物，鹦鹉学语的能力都没有，但内心却充满仇恨。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村妇
答：我开头就说了，写一部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我肯定会写的，相信会写得很满意。（新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