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我不是潘金莲》并非简单地说谁是坏人？也没有简单地给所有的官员标签，而是深入到人性深处、人心深处、生活的习惯方面来刻画人。我们甚至对董宪法等一些官员会抱之以同情，因为他们并非不想解决李雪莲的问题，而是李雪莲的问题确实无法解决。他们也没有像古典戏剧里的那些官员那样残害忠良、杀人灭口、为非作歹，他们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有见解有抱负的人，然而，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几样东西：一是不为民着想，只为他们自己着想。这个官场已经成为一个私利场，哪里有公理？二是失去了基本的价值判断。虽然李雪莲有些无理，但她说的都是实情，且就是想要个说法，但是，没有一个官员愿意从人情的角度去理解她、相信她。
《我不是潘金莲》不得不让人想起电影《秋菊打官司》。她们都是要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天底下总要有让人信的地方。这地方，在老百姓的眼里，就是官员所在的公家。我还想起杨显惠的小说集《甘南故事》。在那部小说里有一则《恩贝·白玛》，说恩贝的丈夫被人杀死，按照草原古老的法则，杀人必须偿命，但在现代法律中，杀人者并没有偿命，恩贝无法信任法律，她要儿子去报仇。终于，在她三个儿子长大成人后在一次集市上把仇人杀了，而她的儿子也进了牢房，她此时才感到释然。有人嘲笑她说，你这是何苦呢？她则反问，难道这不是古老的法则吗？在恩贝的心里，始终有信的东西，那就是深藏在藏民血液里的古老律令，但它与当代的法律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同样出现在《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身上。在李雪莲看来，真的就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这就是人心。所以她总觉得公家一定会有人为她做主，但没有。
今年8月，中国人让过了唐慧，却又碰上了李雪莲。唐慧在网络的帮助下和网上无数持正义感的“刁民”们的支持下终于胜利了，并活了下来。李雪莲没有人帮，最终选择自杀。两个案件一真一虚，一浅一深，一喜一悲，直抵中国人存在的现实之困。（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