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中国社会一般观念中，极少赞美科举制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由国文到语文教材中，《范进中举》常是入选篇目，这不是偶然的，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国人对科举制度的基本态度，这个影响至今也还在人们的普通观念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主要是在学术界，更多提到的则是科举制度的好处，而对它的坏处则很少议论了。
凡一种制度在稳定周期内长期存在，必是好处多于坏处，因为人类智慧一般是择善而从。1905年，科举为新教育制度取代，也说明这个制度本身的历史终结，表明这种制度的坏处多于好处了，这个大判断，一般不会因为小事实而改变。科举是在端方和张之洞手中废除的，而他们恰是科举中最成功的士人，他们看清了历史的大势。从隋唐创立科举制度到晚清废止，一千多年间，这个制度在不同的时期本身也在变革，但变到最后，依然逃不出终结的命运，这是时代使然，没有办法的事。
科举制度最为人称道的好处有两点，一是相对公正，为所有读书人提供了平等向上流动的制度保障；二是知识训练和道德养成合一的教育方式，让读书人的荣誉感真正成为一种内心需求，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曾讲过，明清两朝，进士出身的官员中，贪官污吏较少。唐代名相刘晏的著名判断是“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宋代名相王曾对流内官与流外官的著名观察为：“士人入流，必顾廉耻；若流外，则畏谨者鲜。”
不管怎么说，科举废除后，一般的历史观察，还是认为这个选择顺应了历史潮流，如今想从科举中发现好处的用心可以理解，但想要挽回这个制度的心理则不免迂腐了。
钱钟书对科举制度的判断非常鲜明，以为荒唐处甚多，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里的好处，而是他更多看到了这个制度的坏处，钱钟书从不说科举的好话。他在《谈艺录》中，对学业与举业，多有议论，他的明确评价是：“古代取士有功令，于是士之操术，判为两途。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终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终身之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进身之举业，曲儒是矣。”(《谈艺录》第353页，中华书局)
1935年，钱钟书在苏州和陈石遗聊天，记为《石语》。陈石遗是举人出身，他说：“科举之学，不知销却多少才人精力。今人谓学校起而旧学衰， 直是胡说。老辈须中进士，方能专力经史学问，即令早达，亦已掷十数年光阴于无用。学校中英算格致，既较八股为有益，书本师友均视昔日为易得，故眼中英髦，骎骎突过老辈。当年如学海堂、诂经精舍等文集，今日学校高才所作，有过无不及。以老夫为例，弱冠橐笔漫游，作幕处馆，穷年累月，舍己耘人，惟至欲动笔时，心所疑难，不得不事翻检。然正以无师自通，亦免于今日学生讲义笔记耳学之弊焉。”(《石语》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钱钟书此处下一批语：“所见先辈中，为此论者，惟丈一人，通达可佩，惜学校中人未足当此也。”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还引徐震《照世杯》第一种《七松园弄假成真》的话：“原来有意思的人才，再不肯留心举业……那知天公赋他的才分，宁有多少，若将一分才用在诗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精神；若一分才用在画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火候；若将一分才用在宾朋应酬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工夫。所以才人终身博不得一第，都是这个病症。”(第355页)此段意思和陈石遗所见完全相同，足证钱钟书对科举的观念，他把这种观念带到了《围城》及他的一切文字中。
钱钟书对博士的看法，可以理解为是对科举的另外一种评价。他说方鸿渐到了欧洲：“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待。过几天，方鸿惭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围城》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