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意与残忍之间》很可能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许纪霖出版过的篇幅最短的一本书。这本书被收入重庆出版社出品、李银河女士主编的“知识分子丛书”。按照出版方的定义，“知识分子丛书”的收录对象是活跃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著名知识分子，每册每人各选取十万字“对自己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私人记录”。
全书收入了三类主题的文章，一是反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二是评述王小波、王元化、李慎之等已逝的知名知识分子；三是从辛亥革命说到中国崛起，讨论中国富强背后需构建的政治和社会伦理。按照丛书主编李银河女士的说法，这套书要求作者选出自己最得意的文章，许纪霖选入的以上三类主题的文章，其用意可能在于：提出问题（知识分子的困境与堕落，既是社会困境与堕落的结果，也固化了社会困境与堕落）；找出示范（杰出的独立知识分子）；阐述伦理原则与要求。
许纪霖早在1997年就撰文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按照成长年代进行了划分，大致分为六代，他认为前三代与后三代知识分子中都出现了“过渡-开拓-陈述”的知识结构，以及相应的启蒙探索精神的演进特征。在2010年写就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文中，他进一步提出，当代掌握学界与公众舆论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出现行为等多方面失范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内在的伦理感，也没有感恩之心，“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去发对弱者的同情心，唯有成功者的虚骄”。
大学校园是聚集知识分子的地方，也因此成为接连曝出知识分子失范现象的发散地。要解决知识分子的困境与堕落，需要从校园入手，首先着眼于制度改革。许纪霖所希望的改革，是推动实质意义的去行政化改革，真正实现教授治校，但他也承认，民意对知识精英的道德并不放心，因而需要重建知识分子的内部行规，即清议、信用体系，使学术共同体发挥自律作用。当然，这很可能是一项过于理想化的操作建议，特别是在资本、市场而今更为重视对知识生产上游环节的影响的背景下，显得难上加难。
尽管如此，要实现知识分子的突围，避免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卷入过多的失范，需要有理想主义的支撑。即便人生充满荒诞感和虚无感，也要拿出勇气和毅力进行探索。许纪霖在史铁生去世后撰写文章指出，人要更勇敢的面对人生的困境和残缺，自己要懂得赋予生活、命运以意义。毫无疑问，在这里，许纪霖所阐发的，也是对于知识分子命运、角色、使命的一种理解，“当意义的呈现从终极目的转向实践过程的时候，当目的被消解而过程被空前地凸出的时候，理想主义终于立于不败之地，（知识分子也将）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栖身之所。”《在诗意与残忍之间》一书收入的评述李慎之、王元化等已逝杰出知识分子的纪念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主旨。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知识界曾出现激烈的立宪与共和之争，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场革命的胜利仅仅带来了形式上的宪政共同体，而没有构建起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这就使得民国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与社会伦理缺失的重大缺陷。而今，关心改革发展问题的人仍然不太重视“如何解决心灵秩序的危机”，即伦理缺失问题。也因此，知识分子及其智识必然以实用为导向，像王元化、李慎之那样形成独立思考，关注伦理问题的思想家，注定是被边缘化的、孤独的。许纪霖在书中指出了自由主义者常常走入的一个误区，即推崇原子化的个人主义社会，却忘记了这种社会模式最容易诱发出支持威权主义的因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