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边霸占人行道，以支摊卖烧烤为生的湖南籍退伍小伙楚湘杰，用最极端的方式对抗城管常规整治行动——为了夺回被没收的三轮车，将一截切鱿鱼的裁纸刀片刺入海州市海湾区城管执法大队队长贺之祥的脖子……这是出现在《城市游击》（李季彬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中的一幕。尽管楚湘杰及其同伙已落网，但李季彬为此陷入了更深的思索——在社会现实与管理职责的双重压力下，城管的出路何在？城管大队长被刺，是否代表无数个城管队员将会被刺？最近，《十月》杂志刊载的李季彬新作《城管局长》（《十月》2012年第3期），承续了《城市游击》这一未完成的问题。在《城管局长》中，作者用文学思维和文学语言对城管的双重困境进行剖析，通过对城管局长莫新伟双重性格下的精神书写，再一次近距离地展示了城管世界的是是非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理解城管及城管工作的窗口。
莫新伟从公安局调入城管局，升为城管局长，上班第一天就发生城管执法车撞人事件。记者歪曲报道，手下钩心斗角，使得踌躇满志的莫新伟手忙脚乱；“优胜杯”评比倒数第一、司机被炸、碰瓷赔偿等等一系列事件，令决心改变人们对城管看法的莫新伟疲于应对；各种暗枪冷箭，让他始终无法回到本职工作上来。最后，莫新伟请求调离城管局，面对城管的双重困境，他无能为力。这也是作者继《城市游击》之后又一次面临的自我认同危机——在现实与虚构之间，自我是什么？李季彬是把自己对现实的思考转换成相应的文学思维方式，用以承载自己的生命意味，探寻人生的终极关怀。而这一切，集中表现在莫新伟的双重性格中。
莫新伟的情感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他希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屈服于权势，做权力的奴隶。他总是处在这两种情感的矛盾之中，这就形成了他情感的特殊内容，形成他性格深层结构中的双重性。正是性格的双重性，在职责与权势之间交错着各种各样的感情内容，才使这个形象充满着艺术魅力。而当莫新伟的情感矛盾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就是他逃避职责、屈服权势的时候。这时，他面临着最痛苦、最尖锐的情感抉择——面对双重困境，他很不情愿地选择了逃避。莫新伟的感情是他双重性格下的精神表白，它带有很大的朦胧性，为读者留下许多可以想象的审美空间。当这个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感到他身上所负载的社会关系是那么沉重——他鄙视现实世界中的不正之风，和不正之风保持情感上的距离，而自己又凭不正之风开拓前去的道路，使不正之风成为自身世界的一部分——正是这种矛盾性，迫使读者无法当旁观者，而必须充当情感活动的参与者，从而不知不觉把自己置于作品的氛围中，并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比较，与作品中的人物共思索、共悲欢，作品中人物的内心冲突不知不觉地激起读者的内心冲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双重性格使莫新伟获得了更强烈的审美效果。
李季彬正是捕捉到莫新伟的这种双重性格，发掘出小说在与物质时代的精神发生关联的同时，细腻地描写了这个时代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困境，并将灵魂的挣扎与时代的背景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了透过小说而发现一个时代人们精神命运的高度。田永贵、王胳膊、詹宁等人道德虚无、人格矮化、信仰放逐，这是时代症候的表现；而局长夫人、区长夫人的财富攀比，则从另一面传达出个体所经历的价值冲击与思想迷惘的苦楚。因此，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深层的冲突，作者在选择切入叙事的时机与方式上才有了一个准确的切入点，从而能敏锐地把握时代的精神命脉。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莫新伟最初的雄心壮志消失殆尽，最后的矛盾都以放弃为终结。而关于城管的双重困境，恰恰就是隐藏在《城管局长》背后的命运轮回——莫新伟最后只能像前任局长一样，夹着尾巴逃离城管局。这是李季彬用文学逻辑揭示出的生活真相——城管局只是一个侧面，以城管局为出发点，李季彬是将触角伸向了历史的暗角和现实的本质，用写作来体察人类的精神命运和历史处境，以揭示人类的困境与路径。（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