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苦寻，苦熬……父亲一生的关键词第一是苦心孤诣，他就像是寒林下的一潭秋水，波澜不惊，却在那儿和着光、应着风，自觉自愿地在那儿沉淀着、深思着……1969年冬天，全家被驱赶到天寒地冻的东北农村，父亲在如豆油灯下读书的身影，刀刻斧凿般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父亲的一生中，有两个梦缠绕着他不去，一是创作与工作，他曾经在戏剧与电影两个领域不懈地耕耘着，晚年又先后担任《大众电影》主编、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文学学会首任会长。这个梦是美梦，对于父亲这辈人，工作着是美丽的。或者说，父亲以一生不懈的奋斗证实着自己对于信仰与事业的忠诚；另一个梦却是噩梦，就是他的“叛徒”罪名，从1938年至1986年，差不多整整五十年，这梦魇如影相随，如山沉重。
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时，父亲曾经两次被租界的巡捕房关押。每次，被亲友保出后，他没有回家，立即投入新的战斗。1937年，他在杭州陆军监狱坐了五年牢。这时，监狱特别支部在与狱外党组织失去联系、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根据新形势，做出了一个特殊决定：刑期已过三分之一的同志可以进反省院，履行“手续”先期出狱。父亲接到狱中党组织的通知，按规定履行“手续”出狱。
出狱时，父亲二十三岁，因为执行了狱中特别支部的特殊指令，父亲从此有了“历史问题”，且由“个人负责”。出狱后，他在上海没有找到党组织，听说山西有党领导的抗日组织牺盟会，于是奔赴山西。
他以满腔的热情与全部的智慧投入民族解放运动，曾任牺盟会洪赵中心区组织部长兼五县游击队政治处主任，不久，组织上让他转行，从事文艺工作。父亲渐渐意识到了“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1939年，父亲率由他创建的吕梁剧社全体人员赴延安学习，他这个社长由于“历史问题”被只身退回了山西。1942年整风时，晋西党委重新审查了他的“历史问题”，允许重新入党，党龄从1942年算起。“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倒，戴上了“大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直到1986年，他的“历史问题”才报请中央彻底解决——“由组织负责”，党龄从1931 年算起，恢复了1930年的团籍。这年，父亲已经72岁了。
从我懂事开始，父亲的历史问题是我们全家的包袱，这包袱曾经无比沉重，但是，我们受妈妈的影响，相信他。许多年后，父亲说，就因为妈妈和大家对他的信任，他没有选择自杀。当然，还有比我们更重要的事为父亲所牵挂，那就是他的事业、他所热爱的祖国与人民。
父亲身体瘦弱，性格温和，语调平缓，对事认真，对人温和，电影界说他是个“好老头”。 人说父爱如山，对于我们，父亲却是温情如水，山泉般清澈，江河般畅达，大海般深沉。他没有如山般为我们承担什么，但他如水般使我们能够承受一切。一生中，对于似有似无的控制，对于不由分辩的曲解，对于歇斯底里的打击，内心强大的父亲没有对抗，没有申辩。他以读书应对苦难，以工作了却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