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遥为何用“戴孝”斩断过去?
（六）《路遥传》：孙少平的经历取材于路遥三弟：
其时，意气风发的路遥已进入“著名作家”行列。中篇小说《人生》所产生的强烈而持久的轰动效应，在1983年才刚刚开始。当年夏，西安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路遥担任电影剧本编剧的同名故事片《人生》。这样，路遥一边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主创人员到陕北的延川、清涧、绥德、米脂等地勘察外景，一边进一步完善剧本。就在既风风光光、又忙忙碌碌的1983年春夏之间，路遥下定决心向长篇小说进军。
路遥的创作与一般作者相比，有许多质的不同。一般作者的创作，是先萌发灵感，再像滚雪球一样生发主题与故事框架。而路遥的创作是典型的意在笔先，先有明确的主题，后广泛搜罗材料，形成框架，捕获串联线索，激发创作灵感。这种倒置的创作方式，注定了他所赋予的使命感更为突出与沉重。
路遥是位气吞万里、胸襟博大之人，他不准备小打小闹，而一上手就像“历史书记官”那样，创作一部全景式反映从1975年之后中国城乡社会近十年间变迁的史诗性小说。他初步确定的小说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甚至在酝酿时，就分别给这三部小说取名《黄土》、《黑金》、《大城市》，并雄心勃勃地给这部长篇题以《走向大世界》的总名。这是一个庞大的文化创造工程，也是作家心智才情与体力、毅力的较量，怪不得他郑重其事地跑到毛乌素沙漠进行“沙漠宣誓”去呢！
路遥为何要把这部长篇小说设计在“1975年到1980年代十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呢？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作了回答：“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期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种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