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穿衣、学习用品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条件，王卫国更是无法与城里的孩子相攀比。曾在延川城关小学当过路遥美术老师的白军民回忆：“在小学，王卫国最怕图画课，没有道林纸，更没有水彩颜料，连那种指头蛋大的十二色硬块水彩，一片也得一毛几，他束手无策，只得端端地坐着，看同学们调色、画画，或者找个借口离开教室，不到下课不再回来。每到这时，美术老师便将教案纸递给他两张，他借这个同学的毛笔，用那个同学的水彩，三下五除二，敷衍了事，老师一般给他及格分数，谅解其家贫寒。”[3]
一般而言，在贫富差距极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有两种心理趋向：一种是极度自卑，把自己封闭起来；另一种是极度自强，在诸多方面有强烈的表现与征服欲望。少年王卫国是后者，他敏感而好胜心强，想方设法改变其处境。他一直是村小学的“孩子王”，他要在这里夺回在城关小学中失去的“话语权”。
那时，看场电影绝对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整个延川县城只有一个露天电影院，一张电影票一毛钱。当时的一毛钱，相当于一个小干部日工资的十分之一（当时级别最低的干部月工资为三十元），但却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农村好劳力的一天工值（当时大部分农村壮劳力的日工值为一毛多钱，经济条件差的生产队甚至连一毛钱都达不到）。能看电影的大都是县城里的干部子女。在电影是强势的大众精神享受与文化消费的当时，一部电影中的人物往往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县里每放映一部电影，就很快成为城里孩子议论的焦点。这些城里孩子往往把许多农村孩子也吸引过去了，这是好胜心极强的王卫国所无法接受的。他也尝试着通过“爬下水沟”的方法来观看电影，但是都没有得逞。
1991年6月10日，已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在给西安矿业学院学生演讲时，情不自禁地回忆到当年“爬下水沟”的耻辱：“想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那种艰难，叫你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从下水沟里一步一步爬出来的。说到这里，我想起小时候有一个情节在脑子里印象很深，就是爬下水沟，这也是我整个童年、青少年时期的一个象征。那时候在县体育场的土场子上放电影，一毛钱的门票也买不起，眼看着别的同学进去了，我们几个最穷的孩子没有票，只有从小水道里往进爬，黑咕隆咚的，一不小心手上就会抓上一把狗屎（笑），但是为了看电影，手在地上擦几下还要继续往里爬。谁知刚进洞子，就被巡查员一把从帽盖子上抓住，抓着头发又从大门把你送出去。我们两眼含着泪水，只得灰溜溜地离开这地方。”[4]
电影是看不到了，但王卫国想到通过阅读方式获取信息的渠道——县文化馆阅览室是免费的，那里有很多报纸杂志。当发现这个“新大陆”后，他经常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往县文化馆阅览室钻，因为这是他“法定”的寻干粮时间。他像一头馋嘴牛犊闯进菜园子，拼命地啃食，不到下班关门，他绝不离开这个地方。阅览室有事关门时，他又很快找到了新华书店，钻到新华书店看半天。时间长了，售货员就赶他走：“这是书店，要看到文化馆去。”这时，他才悻悻离开。他也经常在文化馆与新华书店两个地方交替看书。久而久之，这两个地方的工作人员都认出这个爱读报、爱看书的男孩。王卫国也经常有因看书而耽误回村寻干粮的事情。等回到村里常常是上灯的时候，他“宣谎”[5]说换了校长，不准“半灶生”提前离校。他也有看书时撞上老师的时候，他就煞有介事地“捣鬼”，说已经约好谁谁，人家让在这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