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安全环境中，战略传播是一项关键的军方职能。社交媒体的有效传播不仅能够提升士气，而且能够为美军的军事行动进行舆论造势，从而促成军事战略目标的达成。
在21世纪前10年里，有一个学术概念一直主导着西方军事思想，这就是“战略传播”(StrategicCommuni-cation，SC)，即把各种信息传播活动（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系统地整合起来，作为一种武器来运用。
战略传播意味着军队不仅要改变对传播的态度，而且要使之成为思维和工作的中心要素，即军队要将传播看得与战斗本身一样重要，形成传播力和战斗力。美国国防部是这样定义“战略传播”的：“集中美国政府的力量，通过运用协同的项目、题材、信息、产品，使用国家权力的所有手段，来理解和吸引关键目标群体，以创造、加强或者维持对提升美国政府的利益、政策和目标有利的条件。”英国国防学院的《战略传播入门》的定义则更为直接：“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面实施的一系列系统、持久和连贯的活动。这些活动能够促使目标群体的理解，确定有效的渠道，并通过这些促进和维持特定行为类型的渠道，来发展和促进思想和观念。”
事实上，战略传播是各种传播的一种综合运用，目标是影响被选受众的观点和行为；它被完全整合到整个作战行动中，由专业人员执行，同时建立在全面的计划和长期运行的基础上。在军队内部，它致力于使传播成为一种战略性的军事工具，与更加传统的军事手段一样重要。在更广泛的政治意义上，其目标在于整合政府的所有传播活动，而军队的传播活动仅是其中一个并非单独存在的方面。
战略传播最重要的组织性，表现在负责这类活动的传播者必须持久地、完全地融入到相关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中，并且与组织内部的传统部分处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如果临时把不相关的传播机构加入军方序列，跟把传播工作外包没什么两样，是行不通的。把传播视作“附属物”，一直被认为是对军方更具战略性传播努力的一种重要阻碍。从长远看，传播应与整个军事组织一体化。这意味传播应该理想地成为军事组织内部的一项“水平事务(horizontalmatter)”，比如，每一位士兵和文职人员，不论其专业和接触外界的程度，都需要一定的最低程度传播培训，如同使每位军事人员都得到基本训练一样，模块化的传播应是各层军队和文官培训的必修课程。在信息时代，传播意识的基本原则以及媒介培训，包括一些亲自实践，应该成为必需的、最低程度要求。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低层的士兵和初级士官被认为“始终是（美国）军队最好的、最可信赖的代表”。充分一体化的最重要方面是：它不仅意味着传播行动的人员、思维以及过程，被整合进军事组织内部的所有层次（战术、战役和战略性的），还需要将军事传播工作与本国政府的整体传播战略进行水平一体化（horizontalintegration）。军队在关于传播工作的战略性决策中必须发挥作用。制定一项长远传播方法，需要发展一种行动和主动性的文化。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机构，尤其是军方，倾向于对传播采取最被动的、反射性的方法，这种态度有时被形容为“你打电话我再接”。这部分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文化。在现代传播环境中，消极被动不再是一种制胜策略。军方需要进入观念的新市场，尽早与目标受众建立起联系，同时赶在别人之前确定话语权。
在现代安全环境中，战略传播是一项关键的军方职能。随着传统的国与国之间、常规军队之间的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它有可能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军事组织有必要将战略传播纳入组织构建和内部工作程序性之中。他们应为适当的计划、培训和战略传播工作的实施投入资源；也应将战略传播视为一项长期的努力，致力于改变对手和其他目标受众的行为。要意识到战略传播的全部潜能（以及它的局限性），不仅需要一些细小的临时性的判断，也需要对军方”共同”文化做深刻而全面的变革。如果正确实施，战略传播除了能增加军队能力，还将促使军方更好地从事观念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