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在商洛
( 刘逢生)徐海东，原名元清，1900年6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今大悟县)一个七世窑工家庭，做了整整11年窑工，素有“泥巴人”之称。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徐海东亲属66人被敌杀害。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党为革命牺牲亲人最多的是徐海东同志。他戎马一生，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在红军中有“徐老虎”之称，名列开国十大将第二。“四条腿”的怪人
徐海东在戎马生涯中，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先后9次负伤，身上留有17处伤疤，可谓“遍体弹痕”，左腿为二等残废。最危险的一次是1934年12月10日，在今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庾岭镇七里荫岭，率主力团向敌人反击中负伤。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为粉碎敌人“围剿”，率领红二十五军2980余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省光山县何家冲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在鄂豫皖苏区，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1932年8月，中央军委派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让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明确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对于中央军委的决定，徐海东表示坚决拥护：程子华同志资格老，能力强，他当军长，我当副军长。无论正军长、副军长都是指挥打仗的!我让贤，但不让指挥打仗。
1934年12月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长途跋涉，转战千里，翻越蟒岭至今丹凤县的庾家河街。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街杨春荣药房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确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建立新苏区和创建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正当省委常委会议进行中，敌六十师尾追而至，会议立即停止。敌占领庾家河街北面七里荫岭所有制高点，程子华、徐海东二位军长奋不顾身，率领全军指战员，从山下向山上强攻，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与敌恶战整日，将其全部击退，毙伤敌800余名，我军伤亡200余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
在庾家河战斗中，突然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面颊穿过，又从左耳后穿出，一枪留下两个弹孔。由于失血过多，抢救时徐海东已昏迷不醒。红二十五军医院钱信忠院长实施紧急抢救，总算止住了血，可徐海东的喉咙被异物堵塞，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紧急关头，18岁的女护士周少兰走过来，果断地用嘴将堵在徐海东喉头的血块和浓痰一口口地吮吸出来，徐海东的呼吸终于变均匀了。
周少兰曾回忆：“当时，医院条件差，没有什么药品，我们只能用盐水洗伤口，又用碘酒擦擦，然后再用绷带包扎起来。徐海东就这样睡在担架上，昏迷了4天。在他负伤昏迷不醒的4天4夜里，我奉命守护在他的身边。”第5天，徐海东终于醒过来了，问守护在身边的周少兰：“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周少兰高兴得流下了眼泪：“还出发呀!4天4夜不省人事，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开玩笑说：“我可不急，倒是睡了个难得的好觉。”
由于徐海东的伤口总是不能完全愈合，加之天寒地冻，部队频繁转移，他心情烦躁，经常发脾气，甚至于摔杯子。但说来也怪，在周少兰这个瘦弱的小姑娘面前，徐海东却没一点脾气，脸上总是露出少见的微笑。细心的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周少兰说：“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你得好好照顾他，以后我还要给你做媒哩。”
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徐海东和周少兰形影不离。一天，二人返回驻地时，天色已晚，为避免闲言碎语，徐海东把身材娇小的周少兰裹在大衣里，走进大门，碰巧站岗的是个新兵，见到军长立即敬礼，眼睛也不敢正视，低头往地上看，却意外地发现大衣下竟有4条腿。于是，徐海东4条腿的故事很快在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中传开，一直传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徐海东每次听到后，不以为然地说：“大惊小怪!说我4条腿就4条腿，我还要娶周少兰做老婆哩!”
每当徐海东感激周少兰的救命之恩时，她总是笑着说：“我能走到今天，还得感谢你哩!”原来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部分伤病员被安置到当地老乡家养伤，也有一些被认为不适合随队行动人员被要求留下。然而，有几名女战士却不肯服从命令。她们就是红二十五军医院中的周少兰、戴觉敏、曾纪兰、曹宗楷、田喜兰、余国清、张桂香7名护士，后来战士们亲切地称她们为长征路上的“七仙女”。这些女孩子大多出身很苦，对部队感情极深，因此尽管负责处理留守事务的军政治部主任(后任参谋长)戴季英反复动员，她们就是不肯离去。末了，副军长徐海东看到此情此景，为她们说情：“这些女孩子都经过最艰难的考验，她们既然有决心，就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吧，又有何不可呢?”应该说徐海东帮了她们的忙，但让徐海东万万没想到，这也是帮了自己。“七仙女”之一的周少兰成了他的救命恩人和终身伴侣。
1935年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率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是年8月21日，鄂豫陕省委代书记、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在甘肃泾川县王母山塬战斗中不幸牺牲后，程子华代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徐海东为红二十五军军长。1935年9月15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3400多人，长驱直入，斩关夺隘，终于抵达延川县永坪镇，红二十五军成为红军长征中胜利到达陕北最早的一支红军。为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徐海东和周少兰这天结为伴侣。从此，徐海东为周少兰改名周东屏，取“海东屏障”之意，使她成为他一生的保护神。他们相濡以沫，并肩战斗，开国大将徐海东与开国上校周东屏堪称“模范夫妻”。周东屏(1917—1997)，今安徽省六安市人。
1935年9月17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成立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红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3个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成立十五军团，壮大了这一根据地武装力量，为中央和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开拓了地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毛主席常言：“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这还得从头说起。1935年11月，一场初雪过后，天气骤然变冷，气温急剧下降，冷风瑟瑟，寒气逼人。如何让红军战士们度过陕北的第一个冬天已迫在眉睫，这让红一方面军各级指挥员犯了难。陕北高原的寒冷，成为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后遇到的又一个巨大障碍。如何翻越障碍，已客观地摆在了党中央的面前。
一天上午，毛泽东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商议中央红军的给养问题。当时的红一方面军一共有7000多人，仅有1000多块大洋，即使掰成两半也不够这么多人分。周恩来紧锁着眉头：“上哪儿去弄大洋啊?”毛泽东沉思了许久，在窑洞内慢慢踱着步。他眼睛忽然一亮，想起徐海东和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毕竟成为陕北的坐地户了，又经过崂山、榆林桥两个胜仗，或许会有点积蓄吧。于是，毛主席亲笔写了借条。借条是这样写的：“海东同志：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最后署名“毛泽东”。徐海东看完纸条，手禁不住有些发抖，心里很是不安。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他虽然让经理部给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做了几套棉衣，送去几包银耳，但就没想到该拨一部分钱款送去。如今毛主席亲自写条子来借钱，这可真是不该啊!徐海东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疏忽大意。
当徐海东了解到自己还有7000块大洋的家底后，毫不犹豫地送给中央红军5000块大洋。
若干年以后，毛泽东对这件事仍旧念念不忘，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他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们的5000块大洋啊，这几千大洋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啊!”
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同年12月10日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创建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抵达延川县永平镇，长征途中在商洛长达9个多月，和国民党部队打了多次胜仗，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和银元。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徐海东借给毛主席的5000块大洋，相当一部分是从商洛带去的，这是商洛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有力支援。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长征从河南省光山县何家冲出发时，全军2980余人，沿途敌人围追堵截，不断减员，特别是经过河南省方城独树镇、丹凤庾家河和泾川县王母山塬战斗减员，原有红军也只有两千出头，但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时有3400多人，由300多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来的老红军组建的红七十四师，发展到2100多人，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共有红军5500多人，红军人数翻了一番。这是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
1936年12月12日，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徐海东奉中央之命，率红十五军团南下，1937年1月15日进驻商县。与此同时，坚持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七十四师2100多人，在师长陈先瑞率领下，从灵宝、潼关回师商县。1937年1月22日，红十五军团与红七十四师在商县城胜利会师，阻止了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有力保障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顺利进行。徐海东两进两出商洛，与商洛结缘。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十五军团奔向抗日前线，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徐海东任旅长。
徐海东是军事家，让贤不让指挥打仗，在红军中传为佳话。他在庾家河战斗中身负重伤，险些丧生，1935年5月4日至11日，红二十五军在龙驹寨(今丹凤县城)整训中，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的他挺身而出，和参谋部的同志亲自制定训练方案，给新战士做示范，在花庙(船帮会馆)下边的丹江河滩上，教战士们队列、投弹、射击、拼刺刀和各种技战术。训练中他注重从实战出发，从难从严。“训练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他讲军事课上常说的一句话。
龙驹寨整训大大提高了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整训结束后，徐海东他们率红二十五军采取长途奔袭、敌疲我打的作战方法，于1936年6月16日，奇袭鄂豫陕三省交界的荆紫关，歼敌一个连，活捉敌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敌人大批军用物资。特别是1935年7月2日，徐海东他们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巧妙设伏，全歼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陕西警备第一旅，毙伤敌300余人，俘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获了大批军械和军用物资。这是红二十五军的一次经典战例!这次歼灭战极大地鼓舞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且歌且舞，奔走相告。当时，袁家沟口的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户户有人当红军，人人见过徐海东，于是有关徐海东的歌谣、传说很多。至今，“红军的故事比星多，红军的故事满山坡，红军在咱屋住过，徐海东是咱亲大哥”还流传在商洛山中。徐海东生前常给身边的同志说，难忘庾家河，难忘袁家沟口，难忘商洛的山山水水!
长征中，无论哪一支红军出发时，都是在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也不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地和落脚点。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西北的哈达铺，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陕北红军会合这一消息，才决定长征落脚陕北。从此，开始了一段光辉的历史传奇，陕北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历史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央红军早已精疲力尽，人困马乏，如果找不到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与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会合这一根据地，如果没有徐海东大度让出的5000块救命钱，中央红军的前途和命运真的还不好说。毛主席曾多次说：“红二十五军为革命立了大功!徐海东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斯诺笔下大名鼎鼎的人
1936年夏，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对徐海东作深入采访，并通过毛泽东、彭德怀和基层指战员对徐海东进行了全面了解。在他写的《西行漫记》中，对徐海东向全世界作了这样的报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同时，斯诺在红军刚结束长征后的报道，1937-1938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其中对徐海东等创建的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向全世界也作了第一次全面报道：“1934年末，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率领下离开河南。12月间他们到达陕西南部(这里的陕西南部就是指商洛)。同……该地一千左右红色游击队会合，徐海东在那里扎营过冬，帮助游击队建立正规军，同杨虎城将军的军队打了几次胜仗，在陕西南部五个县武装了农民，成立了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徐海东把这个地区留给他们去保卫，自己率领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在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苏区……”
这是斯诺对徐海东他们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正是这一根据地的建立，才使商洛在1984年被批准为“革命老区”，这也是商洛人民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地方。毛主席常惦记的人丹凤县委、县政府为纪念庾家河战斗，于1982年5月在七里荫岭建立了“庾家河战斗纪念碑”。庾家河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庾家河建立战斗纪念碑是徐海东生前的愿望，可他没有看到。在“十年浩劫”中，徐海东大将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于1970年3月25日，含恨离开人间。他在弥留之际始终重复着一句话：“我想见毛主席，想见毛主席!我是林彪害……害死的……”
徐海东弥留之际想见毛主席，毛主席也时常惦记着徐海东。1939年，徐海东被派往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指挥并取得新四军抗击日伪军第一次胜利后，他吐血病倒了。1940年1月28日，身体还没恢复，听到“皖南事变”的消息，更是雪上加霜，气得又大口吐血，时年他刚刚40岁。从那时起，这位驰骋沙场的战将永远离开了战场。徐海东万万没有想到，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都是以病床为伴。
进入反“扫荡”的时候，毛主席给新四军发了一封电报，讲徐海东同志是军队的一面旗帜，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任何时候不能出问题，更不能让敌人抓去。以后，新四军领导陈毅、张云逸都向中央报告，徐海东一直带病工作。毛主席给徐海东电报：我在延安不能探望，听说你还坚持工作，送你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看到电报，徐海东流泪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还让周总理到大连看望在那里休养的徐海东。1955年授衔的时候，当徐海东说鉴于自己没有参加解放战争，长期没有进行军事指挥，不评衔都可以。毛主席却直接指示，徐海东不但要评大将，而且在大将里面排第二，仅次于粟裕。1956年9月，徐海东带病出席党的“八大”后，毛主席还在中南海专门接见了他。徐海东因身体原因，再没有任实职，只担任军委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他打了半辈子仗，浑身是伤，被人尊称“老病号”。长此以往，很多人都把他遗忘了，毛主席却惦记着他。1969年3月31日晚，毛泽东发现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中没有徐东海的名字，便提议要他参加。
“九大”第二天就要开幕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连夜召集紧急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提议：徐海东出席“九大”，参加主席团。4月1日中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事组派人到徐海东病床前传达最高指示。徐海东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激动地说：“主席提我名，身体再不行，就是死，我也要去。”
“九大”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党和国家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连留存下来的大会主席台照片都独具一格：座无虚席的主席台两排位之间铺着红地毯的过道上，加了一个轮椅，一个身着便服、围着围巾、戴着帽子的老者坐在那里。因为座位特殊，十分引人瞩目。这位老者就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这正是徐海东在弥留之际重复的一句话“我想见毛主席”的原因。毛主席惦记着他，让他坐轮椅登上了“九大”主席台。
毛主席常常惦记徐海东，商洛人民世世代代怀念徐海东。徐海东的英名与日月同辉，将永远彪炳中国革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