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播出之后，钱钟书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陈让他看见了一个活的方鸿渐。
在同一年播出的《渴望》和《围城》，成为中国电视剧历史上最重要的家庭剧和文人戏的代表作品，并在电视剧一开端就树立起难以逾越的标杆。
陈道明一炮而红，跃升一线演员。迅速走红带来的浮躁和狂妄，陈道明说自己在那时都有过。
因为《围城》，陈道明与钱钟书结识，并几次向他讨教，“他当时(对方鸿渐)一点建议都没有，就对我说随便弄”。可一老一少在一起却什么都聊。深居简出的老人同意了他边聊边录影的要求，陈道明留下了难得的2个小时的影音资料，也记住了钱先生的恬淡。
钱钟书家里，没有任何家用电器，陈道明记得最深的是唯一出声的就是煎药的药锅子，一到点，那个药锅子就“噗”响一下。可他很羡慕钱先生家里弥漫的气息，那种闻得到书香，也让人感到安静的氛围，眼前是两位饱读诗书，却非常浪漫、非常懂得生活的老人，他看到了一种真实的从容。迷茫的年轻人突然感觉，在这样的文化人面前，自己狗屁不是。“突然发现了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你特别可怜，你的自信也突然间特别无助。”
那样的谈话也让他想起了父亲。曾经他跟父亲也聊过演员这个职业，出身于医药世家、毕业于燕京大学、身为翻译的父亲不愿意让他干这一行，那时演员被叫作戏子。但为了躲避上山下乡，一个书香门第的孩子阴差阳错走上演戏这条路。
之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职业，“我觉得我的前半段生活近乎于可笑，也有点摇头晃脑了，有点莫名其妙。”他发现这个躁动的圈子带给人不由自主的浮夸，优点和缺点一样，容易被人夸大，“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他重新想，“到底应该怎么存在才算是正常人？”
90年代初父亲去世，加剧了他对演戏的怀疑。他甚至一度厌恶演戏，一到剧组就感到如在炼狱般浑身不舒服。1993年到1999年，陈道明都处在这样一种半退隐的游离状态。
可已年过40，要想离开一个熟悉行业，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我想离开这个行业，可是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我还能做什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黄蜀芹曾说，其实陈道明和方鸿渐很不一样。
可方鸿渐之后，他那种游离、促狭的状态似乎附着在陈道明身上，并延续至今。
他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即使不求人表扬你，至少也争取叫人家少批评你。
他给自己定下了未来希望成为的样子：一个满腹经纶，却不炫耀的平凡人。
一旦甘愿放下名利的欲望，也就不需要去假装和说套话了。他给自己定下准则，在拍戏的时候用功、用心、用力，就行了。
只在戏里低头
冯小刚曾经比喻两个好友陈道明和葛优的不同。“他和葛优是要好的朋友，但这一点却和葛优截然不同。葛优如遇违章被警察拦下，必是先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然后做出一副‘哥们儿认栽’的实诚表情。无不令警察叔叔心生怜悯，脸上虽然还是威严，心里却已经在说：我们爱你还爱不过来呢。而陈道明若是被警察拦下，可以想象，那表情一定是，‘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结果可想而知。”
他属于不爱认错的那种人，即使吃眼前亏也绝不低头。
一次在某电视剧的开机发布会上，其他演员都说完了褒奖戏的场面话，投资方几番劝说，坐在最偏位置的陈道明开口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一切要等演完了再谈，现在说的都是假话。”
他说之所以答应角色，是因为“剧本的质量得说得过去”，而自己并不是收视率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