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政治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殷周时期若干文化记忆，历来被看成中国帝王的治国教科书。春秋时期，执事卿大夫阶层对于《尚书》的传播、阐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于《左传》和《国语》所涉春秋时代人物对于《尚书》的征引状况，马士远先生在其所著《周秦〈尚书〉学研究》中做了详细统计。在《左传》所记二百五十六年的春秋史实中，总计有四十一人称引《书》或篇名五十三次，《左传》作者引“君子曰”“仲尼曰”等称引《书》者十六次，《左传》作者本人叙述称引《书》一次，总计称引七十一次。这些引用的具体称谓是：《书》《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夏训》《虞人之箴》《盘庚之诰》《史佚之志》《仲虺之志》《志》《前志》《故志》《周志》《太誓》《大誓》《郑书》《周文王之法》《康诰》《先王之命》《誓命》“命书曰”“仲虺有言曰”“史佚有言曰”“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等二十五种。在《国语》所载春秋史实中，总计有十四人称引《书》或《书》篇名二十五次。这些称引的具体称谓是：《书》《尚书》《夏令》《先王之令》《盘庚》《志》《大誓》《汤誓》《周制》《夏令》《先王之教》“西方之《书》”“史佚有言曰”“武丁作书曰”等。此时虽然出现了为《尚书》篇章命名的现象，但尚处于起始阶段，题目只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然，古《尚书》已在秦代散佚，后来版本屡经辑佚、补充，内容上已与古本大有出入了。
在这些引文中，除作者直接引用外，征引者几乎全属执政卿大夫阶层。《左传》所涉及人物太多，这里只按国别列举人数较集中者。晋籍人物十六人：卜偃、臼季、中行桓子、羊舌职、韩厥、范文子、郤缺、师旷、祁奚、随武子、魏绛、狼瞫、臾骈、叔向、叔游、子皮；鲁籍人物九人：孔子、季文子、大史里克、鲁庄公、武仲、惠伯、子臧、穆叔、鲁大史；卫籍人物四人：北宫文子、大叔文子、子鱼、宁瀛；周籍人物三人：周单襄公、苌弘、王子朝；楚籍人物三人：无宇、子干、申公巫臣。《国语》所记载春秋史实中，计有十四人引用《尚书》二十五次。周籍引《书》者凡七人，即内史过、富辰、单襄公、单穆公、太子晋、史伯、伶州鸠；晋籍人物引《书》者三人，为知伯国、知襄子、叔向；楚籍人物引《书》凡三人，为左史倚相、白公、楚昭王；齐籍人物引《书》为一人，为重耳之妻姜氏。
执政卿大夫不仅能随口说出《尚书》中的章句，而且还能结合语境对内容加以恰当诠释，说明他们对其文字章句和精神内涵都有较为精准的把握。《左传》和《国语》对《尚书》的引用和阐释表明，春秋时的执政卿大夫们倡导的政治文化主要是一种礼文化，就像后来孔子所总结的，要“据于德”而“立于礼”，才能即完善个人人格，又使得天下大治。核心内容是强调“德政”，强调如何提高当政者的道德品质。
据《襄十四》载，师旷引用《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句，说的是执木铎者到民间征集诗歌以了解民情，警示为政者要了解他们疾苦，然后做出对策。《襄卅一》记录穆叔说：“《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纵之。’……”《太誓》之文见于今传梅本古文的《泰誓上》。这句话实际上多次被引用，也点出了春秋时代的主要政治理想，那就是“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首先认为政者能否施政以“礼”，关乎王朝兴衰。《成八》载韩厥和晋侯交谈，引用《周书》中“‘不敢侮鳏寡’的说法，说明当政者不论对象为何人，都应该保持公正立场，要不偏不倚。《庄八》中鲁庄公曰：“《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此处引文见于梅本古文《大禹谟》篇，“禹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两者文字略有出入，意思是皋陶勉力种树德行，德行具备，他人自来降服，这里是强调要对百姓播撒恩德。《昭廿四》载苌弘引《太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通过殷周对比，指出王朝兴衰取决于是否具有德行。其次，为政者并不把天命看成恒常之物，而认为它会随道德的变化而更易。《僖五》中认为一切事情“惟德是依”，引《周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做例证，进而指出有德之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维护。《成十六》载：晋入楚军，三日榖。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谓。”《礼记·大学》对这段引文做出了非常好的解释，该书认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道德的优劣决定命运的好坏，强调统治者私人品质的重要性。从《国语》引《尚书》章句可以看出，它所倡导的基本政治文化观念与《左传》如出一辙。在那里，为政者责任感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国语上》引《汤誓》：“吾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同一部分还引《盘庚》“邦之臧，维汝众；邦之不臧，维予一人又佚罚。”意思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