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对于春秋执政卿,罕有研究者将其与轴心时代的文化主体相联结。这是为什么呢?
春秋时期执政卿的主业为朝政而非著书立说,虽然他们是延续500年的时代精英,但其思想仅仅散见于执政实践之中,缺乏系统性的论述。这使得历来的研究者对之缺乏关注,更难将其与轴心时代的文化主体联结起来,看作一个总体。
不知从何时开始,对历史的“不在意”成为一种弥漫于儒学研究中的思维惯习。我们只在意思想,在意用“哲学儒学”的方式建构思想,而不在意这 些思想从哪里来,怎么来的,为什么而来。思想与思想者剥离,对话性与主体性被“过滤”,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不在场”,甚至要求被“清场”。显然,在这样 的语境下,春秋执政卿与文化主潮的关系问题是很难形成“问题”的。
很多学者认为,轴心突破是由以孔墨老为代表的士来完成的。先秦时期的士特指“游士”。由这个“游”字,大家格外地强调了士作为文化主体的唯 一性。认为有资格于轴心突破中担起中国文化主体的人,一定要像士那样,从“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中“游”离出来。只有游离出来,才有可能发展出 “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这种精神凭籍,即所谓‘道’”。换言之,“各有职事”是轴心突破的障碍。“各有职事”的执政卿就 这样被排斥在主体之外了。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春秋执政卿被忽视也就难以避免了。
二
礼是三代文化遗产的总称,三代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价值基本都系于礼之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春秋以降,所有的“大事”都与礼的破坏有关。而对这些大事最“身临其境”的,正是各国的执政卿,他们对这些大事最先发声。
处于危机中的礼,其重要性空前而集中地表现出来。这一情势,决定了一个安于职事的卿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他的时代。阐发礼的价值与意义,尊重、维护发扬礼所代表的文化之结构、秩序、伦理。这是执政卿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