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的一个夜晚，87岁的陆费铭琇老人点燃了一盏明灯。火种开始传递，从耄耋之年的老编辑，到中坚一代，直至十来岁的稚嫩孩童，10位传灯使者手中的灯火，依次点亮。此刻，距离陆费逵初创中华书局时的1912年，整整过去了一百年。
强毅、专一、前进，当年，出版家王云五曾这样评价陆费逵的性行。百余年来，这位创始者的情操与格局，在几代中华书局人的血脉中薪火相传，成为这家出版重镇的精神根基。
强毅
“立国之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在1912年发表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陆费逵如此阐述中华书局的使命。不久之后，中华书局就出版了自己的《中华教科书》。
没有了以往教材中的枯燥说教，顺应辛亥革命的时代潮流，提倡教育改革，《中华教科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套适合民主共和政体的教科书，迅速 在全国流行开来，一举奠定了中华书局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老一辈学者中有不少人正是因为这套教科书而与中华书局结缘，历史学家邓广铭就是其中之一。他 曾回忆：“这些教科书使我耳目一新，扩展了我的视野，也开拓了我的思路。”
《中华教科书》成功了，然而，“麻烦”也随之而至。1914年3月，当时的教育部非正式通知有关书局，要求在教科书中加入颂扬大总统袁世凯 的内容。1916年1月，《日本》《国耻》《明国耻》等课文中的爱国主义内容，招致日本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面对强权，中华书局旗帜鲜明，毫不 妥协，始终保持着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强毅。
“中华书局经历百年风风雨雨，至今仍能屹立于学术之巅，靠的是两个字：一个是‘特’字，一个是‘精’字。”中华书局原总经理李岩解释说，“‘特’是举世无双，不求第一，但求唯一；‘精’是精益求精，不求最大，但求最好。”
专一
早期的中华书局，凭借其独树一帜的个性，吸引了大批志趣相投的学者加盟，梁启超、沈雁冰、刘大杰、张相、黎锦熙、田汉、陈伯吹等或受聘编辑，或特约著述，一时风景，蔚为大观。
1958年，中华书局成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徐调孚、陈乃干、赵守俨、宋云彬、杨伯峻、王仲闻等古籍整理专家陆续汇聚中华书局。这个 阵容与30年前相比，也毫不逊色。中华书局在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的倡导下，学术气氛浓厚。回忆起调入中华书局工作的日子，出版家戴文葆说，中华书局 成了他大学毕业二十多年后接受再教育的新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