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辑部的工作档案中，我曾见过王仲闻先生审读加工《全宋词》所留下的高可盈尺的审稿记录和与作者唐圭璋先生往返商讨的信件，还见过周振 甫先生审读《管锥编》时长达数万言的审稿意见。”现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为前辈们的风范深深折服。1987年，当他开始担任《全唐诗补编》责任编辑时， 效法老一辈的学术态度、奉献精神，成为他的不二选择。
“《补编》看似一部文学作品辑补之作，实际上是一部具有非常大难度的学术考订著作。在此期间，我系统搜集国内相关著述，并予以鉴别，再与作 者往返通信，商讨书稿的有关细节，彼此成为志趣相投的挚友，因缘难得。”徐俊说，在学者型编辑最集中的中华书局做编辑，要熟悉书稿所涉及学科的研究状况， 而不能满足于书稿的一般技术性处理，已经成为一种传统。
前进
对于熟悉中华书局的人来说，“前进”的精神一以贯之，历史学家何兹全就曾道出其中的奥秘。他说，在其他出版社还在影印出版古籍的时候，中华 书局就出版了不少标点本、排印本，像《四部备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有标点、有分段，更方便现代人使用。
在2003年底的一次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寄语中华书局“守正出新”四个字，很快成为新世纪中华书局的“局训”。为了弘扬传统、服 务学术，重要的基本古籍，即使内容再专，市场再小，也要坚持出版。与此同时，挖掘典籍中的精华，让大众通过不同的载体和方式共享传统智慧，同样义不容辞。
于是，《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中华国学文库》陆续面世。普通读者发现，放下繁体竖排的身段，这些新式标点、简体横排的经典，面目变得亲切可爱，而古籍整理的严谨态度并未稍减半分。
古籍数字化的尝试也在这里进行。2014年6月，“中华经典古籍库”在全国多家图书馆投入使用，首期收录近300种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共2亿多字，引用文献可以自动生成引用脚注，与查阅纸书一样准确。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陆费逵这句名言镌刻在中华书局的大厅，激励着每个从这里走过的中华人。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