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7年的工作，父亲又有所创获。一是根据个人的研究结果，完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自1921年首次问世以来，此书再版加印10次以上；近年又有了日文、韩文和法文译本，而英译本不久亦将出版。父亲曾说：“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此书受到学术界的不断关注，大概与此有关。
父亲在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他觉悟到了西方文化为什么在中国不适用，中国自己有一套学问，他初步地说了这个道理。再过了十年，正好十年以后，他又写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这本书。他对第一个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把这个认识看作是更深一步，对于他来说是最终地解决了问题。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补充了他以前的不足，以前只是提到了中国文化如何不妥，他认为还没有追到根子上，十年后他又追到根子上去，这个根子就是说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无宗教的文化。在西方的社会，宗教控制之严密，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宗教的性质有什么特点？就是让人信他而不自信。西方文化就是这样，从性质上，他让你不自信而信他。他说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让人信自己，这就是孔子的优点。我们如果去找一找《论语》孔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不给别人做决定，说你这样做才对，他不做这个论断，他让你自己考虑。
再一个是生活方面的收获。他说他到了北京大学以后，就进了知识分子的堆里，知识分子之间容易有一种竞争，思想学术上的一种竞争。这种竞争是会激发人的，人在他生活的环境当中会受到影响，竞争环境对人是有影响的，他在知识分子的堆里就产生了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竞争、辩论，因此，北京大学的这种环境对他一年多以后决定不出家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父亲的成长大有影响的另一因素，就是当时的北京聚集了很多人，各种人都有，有讲佛学的讲道家的，包括还有讲外国学问的。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他认识了他的第一批朋友，其中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做学问的人，比如李济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其实是军人，他也是听别人讲佛学讲孔子，他们两个人就在这种讲学的环境下认识了，两个人成了终生的朋友。我父亲的好几个终生的朋友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这样一种环境给他后来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影响。
1921年后，父亲有了“幡然改变态度的事”，即“把这些年本准备作佛家生活的心愿断然放弃”，“决定要作孔家的生活”了。从此就决定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亦佛亦儒。(本报记者谭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