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索尔仁尼琴传》之后，萨拉斯金娜又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之邀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的写作。虽然离陀氏生活的年代已相去甚远，但她依然秉持从事实和证据出发的原则，凡是不能得到确切证实材料的说法她都不会给出定论。她感觉自己不仅是一个研究者，而更像是一个追根溯源的侦查员。她笑言写作陀氏传记还伴随着另一种担心：害怕被那些研究陀氏的同行骂死杀死。结果恰恰相反，传记出版后得到了很多好评，同样没有被指出任何错误之处。
与萨拉斯金娜研究哪个作家就对之全心热爱和赞美的情感不同，瓦尔拉莫夫对自己的传主常常抱持审视甚至是批判的态度。他在《代际链条中的人：关于传记体裁》的演讲中，引用了霍达谢维奇的话语：“我认为我的(并不轻松的)责任在于——从讲述中去除思想的伪善和言语的畏惧。不要期待我的笔下能描绘出圣像般的、人尽皆知的形象。这种形象于历史无益。我相信，这样的形象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对于一个卓越人物，只有真实而完整地去描绘才能发现他身上的优秀之处……应当学会尊敬和爱戴一个带着他全部弱点的卓越之人，有时甚至要出于所有这些弱点而去尊敬和爱戴他。这样的人不需要伪饰。他要求于我们的其实更难：全然的理解。”瓦尔拉莫夫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对这段话的最佳阐释。一方面，他对阿·托尔斯泰、普里什文、布尔加科夫等冷静分析或嘲讽评判；另一方面，他又对他们身上的弱点、不当的言行举措显露出同情甚或理解。例如，他既说普里什文是把小说当成生命度过的天才，又指出其写出《奥苏达列娃之路》这样的应时之作完全是出于沽名钓誉之心；他既说普里什文是个胸怀狭窄的人，又肯定他在曾经对自己的作品提出尖锐批评的普拉东诺夫极需帮助时拯救了后者。作为传记作者，他既重视材料的真实可靠和丰富详尽，同时又告诫读者什么都不要相信，无论是日记、书信还是回忆录，甚而断言三者不可信的程度依次增高。他就像一位审慎的、或许有些冷酷的侦探家，拨开时光结成的蛛网一点点发现真实，一片片串连起传主尘封的往事，为读者还原一段复杂交错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