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无边无际源源不断的垃圾，“像是一座纪念碑”的垃圾山，“比金字塔大25倍”的垃圾填埋场，正是这部小说天际线般的背景。跟德里罗其他小说的许多主人公一样，《地下世界》的主角、垃圾处理专家尼克，是德里罗本人的又一个分身：他同样是在纽约布朗克斯区长大的意大利后裔，他不时发出充满文学性的评论，进行形而上的哲思，他以严谨而不乏悖论的方式研究人类的垃圾，正如德里罗以同样的方式研究人类的生存。但不可思议的是——几乎像某种反面的奇迹——虽然动用了惊人的篇幅和细节，但尼克以及其他几个中心人物仍然显得扁平、不可信。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被作者赋予了过多的主题感；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人生被后现代文学的刀锋切割得过于细碎，以至于我们无法被打动，无法——像《战争与和平》那样——为他们的整体命运而心碎。当然，也许我们本来就不该被打动。这就是摄像机与上帝的区别：上帝感化我们，拯救我们；而摄像机记录我们，漠视我们。所以书中的少年马特，未来的核武器专家，觉得电影院“给人的神圣感超过了教堂1000倍”。
当我看完这部小说，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之前的说法：《地下世界》还是像一部电影，不过是一部前卫艺术电影。它的每个场景都散发出奇异的美丽，每隔几页便有令人赞叹的句子。仿佛一种全息影像，它的每个碎片都概括了整体：在描述尼克的一次出轨时，它说，“这些电影场景长焦镜头暗示某种压缩，半露半藏的焦虑不仅出现在这个瞬间里，而且弥漫在那一天、那一周、那个时代中”；在观看一部滚石乐队巡演的纪录片时，克拉拉“喜欢这部片子采用的淡蓝色光线，那是一种朦胧的光线，一种隧道光，暗示不可靠的现实”；而爱森斯坦的同名影片《地下世界》(很可能是德里罗虚构的)，“跨度很大，带有碎片化特征”，克拉拉的画廊老板艾斯特对它的评价是：“这片子让我深受折磨，我希望得到补偿。”我不要求得到补偿。但我的确感到一种孤独——一种读者的孤独。那种孤独，正如尼克在小说结尾所说的：“每件物品都带着奇特的道德意味。物品越精致，越罕见，我心里的孤独感就越强烈。对此我不知如何解释。”
对此我不知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