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
结婚后的周有光夫妇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同时还参加了反日救国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当时的民国政府迁移到重庆。
抗战中，周有光幼小的女儿患了盲肠炎，因得不到合理的治疗而去世；儿子也曾被流弹在肚子上穿了5个孔，所幸抢救及时。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
到了内战即将结束时，自认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设国家、照顾老母的焦虑下急忙回到上海。当时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 行工作，却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骤降。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当时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
此后，深谙西方经济学的周有光，面对正在全国推行的苏联经济学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荒谬。多年以后，让周有光最怀念的新政权气氛，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当时周恩来非常稔熟地进行统战，召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
50岁改行：26个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受到苏联支持。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 北京，改行语文。而在同时期的上海，他的领导、学生纷纷自杀。职业的转换、居住的迁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环境中躲过了“反右运动”。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在50岁的时候，周有光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称，“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当时，领导说：你不 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 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这段“改行”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来 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