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收视率为例来说，收视率是电视文艺作品能够安身立命的重要一维，应该纳入收视评价体系，但是，收视率统计必须科学，而现行的收视率统计方法是不科学的。且不说抽样调查对象的阶层、职业、年龄、地区等分布情况的不均衡，不能覆盖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不能覆盖老少中青，不能覆盖老少边穷；单就是泱泱大国，13亿之众，只有区区8000余户抽样，根本不可能广泛代表人民。尤其是发展到了为追求高收视率而造假的地步，我们就更需要警醒了。其次，“惟”收视率并对收视质量置之不理，是不科学的。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能忽视影响着千家万户的电视文艺作品的收视质量。构建收视质量的科学评估体系，是当务之急。收视率的统计和收视质量的评估，都不是一时一地的，应该各自建立多元化的对象范围和长时段的检验机制，然后，有意识地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找出规律、指导实践。像《北平无战事》这类一出场就收视率和收视质量“双高”的作品，尤其值得我们总结经验，加强政策和舆论的扶持工作，让它们充分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鼓励和文化支撑的作用。再次，对收视率与收视质量关系的认识，也应务求科学。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也并非成正比关系。收视率虽高而收视质量并不高，收视率虽一时低而收视质量并不低，这样的矛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还珠格格》《乡村爱情》收视率一路飘红，但从长远看社会效益并不好，不利于青少年的精神成长，拉低了观众的审美趣味；《南行记》《木府风云》首轮收视率平平常常，但以优良的收视质量提升了观众的审美品位，而且从长远看值得反复播出，持续吸引观众。一个是“一播即死”，一个是“久播不衰”，哪一种更应该推崇？我们要做出清醒而自觉的选择。
盲目追求票房、收视率、点击量的行为，从根本上说，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盲目追求观赏性有关。观赏性作为一个接受美学的概念，其所引发的相关问题，只能在接受美学的范围里一靠净化鉴赏环境、二靠提高观众审美素质来解决，而不能推给创作美学去解决。创作美学可以致力于解决思想性、艺术性问题，因为它们是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量。与之相反，观赏性是一种变量，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其实质是“观赏差异性”。虽然它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很大关系，但主要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及其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历史条件、文化环境和审美空间。就是因为观赏者的审美品位并非整齐划一、一成不变，文艺创作和批评才坚决不能信奉“尾巴主义”，不能以“迎合”的形式来“为人民服务”，不能纵容那些让观赏者止于养眼而无益于养心、止于欲望而放弃希望、止于视听生理快感而错失精神美感，甚至是花眼乱心、败坏性情的低劣作品，而应该让那些有思想性的艺术与有艺术性的思想和谐统一的作品来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身的欣赏对象。所谓“惟票房、惟收视率、惟点击量”是市场经济“大势所趋”左右一切的论调，其实是一种急功近利、操之过急、凸显了文化盲目和自卑的错误倾向，有悖于文艺发展的规律，有碍于以文化人、以艺养心。“三惟论”不仅不符合辩证法，也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真真切切的“惟‘物质’主义”。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资本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一致性，认为“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是死敌”。文艺创作和批评一定要坚持社会效益最高的准则，一定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如果放弃了引导和提高，任由“三惟论”泛滥，就会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置换成以某一特定人群为中心，没有了人民的整体概念。这必然导致文艺消极顺应市场趣味，强化群体鉴赏心理中的落后、愚昧、不健康的因素，而被强化的这些负面因素，又反过来刺激文化盲目的创作者创作出格调更媚俗的作品。于是，形成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恶性循环，以“为人民”之名，行“伪人民”和“为人民币”之实。长此以往，我们的民族就会失去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