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豁然开朗，非常认同郭老的判断，准备沿着盟书的思路考释下去，可惜“文化大革命”从天而降，张颔本人被关进牛棚，每天打扫厕所，一干就是多年。考古所长，司职厕所卫生，若干年后他重履考古所旧职，人们笑称他是“老所长”。
1973年8月下旬，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干预下，张颔走出牛棚，重新投入对侯马盟书的考释。张颔把自己锁在考古所的一间陋室，每天埋头苦干 十多个小时。经过一年的努力，朱书全部辨认完毕。出版部门相当重视，由张颔主笔的《侯马盟书》很快于1976年出版。这本巨著重达3.5公斤，是融汇考古 学、古文字学与历史学研究而集大成的一部学术巨著，被公认为是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堪称典范之作。
侯马盟书是首次成 批发现春秋晚期晋人的手书文字，其内容和体例前所未知，盟书研究在当时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所以张颔的研究是富于开创性的。他辨认了几千件盟书残片上的 所有文字，确定主盟人为赵简子，又名赵鞅，乃春秋末期晋国的正卿；盟辞主要为举行集会、制定公约、对天信誓；反映的历史事件，则是在一场激烈政争中，赵鞅 胁迫族人共同盟誓，对其永远效忠。张颔指出，正是这场政争揭开了“三家分晋”的序幕。
那一年张颔已经56岁。上世纪20年代，张颔应时 而生。他未生失怙，9岁失恃，受尽苦难。因家境贫寒，他仅读完了高小。他从事考古、古文字研究纯属“半路出家”。由于工作需要，1958年张颔调任中科院 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一开始他就清楚地认识到，要胜任这一工作，仅靠青少年时期因为志趣和爱好学到的一点文史知识是完全不够的，于是立下三年不当外行 的“军令状”，横下心来从头学起，终于成功地迈进了考古的大门，并成为文博大家。
张颔常说：“著书容易立说难。”他写文章不是想着反驳 别人，而是考虑怎样成一家之言。读他的文章是一种享受，论证如过关斩将、步步为营，又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最后得出的结论铁证如山、不可动摇。早在 1962年4月，张颔发表了论文《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文中用大量文献、出土铭文证明器主“于”为“州于”之单称，该器为吴王僚之器，并论证了 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容庚在《鸟书考》引用其论点，将该器列为吴国四器之首。因为这篇论文，他与容庚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张颔很喜欢 一首宋代题壁诗：“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暖烘烘。”他说，一堆茅草，看起来一堆，点着了火势也不小，但“轰”的一下 就着完了；榾柮就是树根，虽其貌不扬，烧起来也没有明火，但耐久性强。做人、做学问要实实在在，不要昙花一现，别看慢腾腾，可是暖烘烘。张颔常提到的有 “三功夫”——死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所谓死功夫，就是“背的功夫”。张颔博闻强记，经史典籍、诗词小说，甚至连一些民谣谚语都能熟读成诵，随口背出。 1978年11月在长春召开的第一届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古文字学家张政烺先生讲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对于古代筮法参会代表多数不甚明了，当时， 张政烺手头没有更多的材料，不好让人听懂信服。张颔说自己研究过筮法，他先背了一段古文，看大家还不明白，便用粉笔在黑板上把所背的内容写了出来：“大衍 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边写一边给大家讲，为张政烺的论点作了补充说明。后来，张政烺多次对别人说：“做学问就要像张颔同志那样有扎实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