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的14年，柳青的角色意识非常明确或者说非常单纯：他是一个作家。甚至，他终生都很明确，他是一个作家，他要当一个作家，而不是其他。强调这一点乍一看像是废话，其实不然。在长安县在皇甫村，柳青第一不是当官来了，第二不是当农民来了，他就是一个“深入生活”以为创作的作家。1952年9月30日，柳青刚到长安县不久，就写道：“我已经下了决心，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我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将表现我的决心是否被坚持了。”“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云云，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柳青对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最初是西北五省区的作家协会）排名第一的副主席的位子看得都不是那么重要，以把主持工作的权力撂手放开为快，更不会把一个长安县委的副书记放在心上，他兼任长安县委的副书记，是为了下去深入生活的便利，所以，一旦深入生活的一些问题得以解决，县委副书记反而成了累赘，他很快就辞去了。柳青只保留一个长安县委委员的名义，那是为了查看文件（按规定，没有相应的职务不能看相应的文件）和到各处深入调研的方便。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在给长安县委书记的信中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考虑到柳青同志工作上的便利，决定保留其县委委员名义，必要时参加县委委员会议，听取各项工作的汇报，定期到县委看电报和深入一部分可以到达的区、乡了解情况。”为了写作《创业史》，柳青确实是尽可能地深入广大的群众和干部之中，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也具体地参与了一些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实际工作，这样做，是为了“入乎其内”，观察，了解，研究，但他没有忘记还要“出乎其外”，要有一个作家的独立自主和高瞻远瞩，所以，他曾经以一个青年作家深入农村生活，在一个生产队当社员，结果忘了自己的本分，三年以后当成“五好社员”，结果“不仅写不出好作品来，甚至于写不出可以发表的作品来”这个事例，引以为教训，告诫作家深入生活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
第四个阶段，从1966年12月至1978年6月22日去世，柳青从50岁到62岁，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柳青的晚年。这12年，是柳青从人间到地狱、由死到生的12年。他作为一个名作家、“黑权威”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和“四人帮”的覆灭。1970年从“牛棚”出来以后，他开始读书，主要是历史书，包括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外现代史，在读书中开始深刻反思。应该说，在柳青的晚年，在大起大落的命运折磨中，在“文革”的炼狱中，他的思想得以有了更大的提升，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在这一阶段，他几次试图续写《创业史》，但都因为主客观原因未能真正实施，《创业史》第二部以残稿在艰难中面世，后两部计划更是付诸东流。尽管《创业史》这部作品未能如愿完成，但他作为一个深入生活的思想者和作家，他的思想达到了他那一代作家可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他与大女儿以及与友人在长夜中的谈话，在自知来日无多的时日里遗言式的留言，留下了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深刻反思，这是一份丰富的需要慢慢整理、更需要认真研究的文学的与思想的遗产。这份遗产，将使柳青的形象以更为丰满更为立体也更为复杂的姿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