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文系读书的时候，感觉词汇量特别贫乏的是脏话。后来听高年级同学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有785个粗口，我们没作停留就赶往图书馆。馆藏的几本塞林格后来一直呆在我们寝室，记不清轮流借了多少次。
要说塞林格提高了我们的粗话水平也可以，不过，十六岁的霍尔顿挂在嘴上的也就GODDAM和HELL。老师一直对我们说读书要认真要认真，这个，我们自学塞林格的时候倒是做到了，不过，等大家集体读完《麦田里的守望者》，一致同意美国人是太容易受惊了，《麦田》哪里需要禁？
当年，脏话是我们拿起塞林格的理由，不过，《麦田》从第一页开始就有力地捕获了我们。写作课上，我们不约而同使用了“lousychildhood”，尽管童年阳光灿烂，但说一句“脏脏的童年”真是太解气了，愤怒的年龄碰上愤怒的霍尔顿，我们没像查普曼一样去枪击约翰·列侬，老师父母都该谢天谢地。
我们传阅塞林格，而他本人的沉默和隐居在我们看来真是酷毙了，对越来越脏乱差的世界，最好的批判不就是一言不发？相形之下，我们看不上为他写传记的作家、兜售他隐私的情人和女儿。“意大利面条就要下锅，罐子里有自制的番茄大蒜调味酱。再过十分钟就是我的生日，”这样的句子，作为《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的结尾，当然只能“曾是”情人了。再看看，塞林格的句子，短篇集《九故事》中，《给艾斯美写的故事：既有爱情又有凄楚》里有个小男孩叫查尔斯，他给大兵出了个谜语：“一堵墙会跟另一堵墙说什么？”
会说什么？会说什么？你得装着很费劲地猜。
“在拐弯处碰头！”
在我们青春拐弯的时候，碰上塞林格，即便他的写作范围有限，作品产量更有限，但在这个天地里达到完美的，再没第二人。所以，关于塞林格死后锁在保险柜里的十五六本书，虽然万众期待，我却心有不安。就像今天重看中文版《麦田守望者》的“译本前言”，施咸荣先生说：“我国的青少年生长在社会主义祖国，受到党、团和少先队组织的亲切关怀，既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又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精神生活，因此看了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拿自己幸福的生活环境与丑恶环境作对比，确能开阔视野，增进知识……”这些话，多么让人伤感。霍尔顿早就不是一个美国孩子，他飘荡进我们的青春，驻留下来，但心里又特别渴望回到母亲怀抱。一堵墙已经和另一堵墙碰头，当年崇高的理想，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还在相遇的墙角吗？
至今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看完《麦田》，学了六个粗口没处用，就在寝室里互相招呼，那时我们用得多么欢天喜地，愤怒归愤怒，但生活依然饱满，我们口中说着脏话，心里其实“愿意为了某个原则轰轰烈烈的死去”，而不是塞林格这句名言的后半句：“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原则谦恭地活下去。”
但现在我们全都谦恭地活了下来，脏话不说了，理想也不说了，我很担心，塞林格保险柜里的那些书，相隔一世纪，和我们再次相遇，还将再次彼此见证吗？
在《给艾斯美写的故事》里，小男孩查尔斯在姐姐的信里给大兵附了一封短信，是这样的——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爱你 吻你 查尔斯
在我看来，这许是世上最温暖的一封信，也是塞林格最温暖的时刻，我希望，今天，我们打开塞林格的保险箱，会有一些查尔斯的信，而不是垂垂老矣的霍尔顿或者愤怒的小团圆。因为很显然，对今天的世界来说，最好的批评不会再是隐居式沉默，不是粗口，而是十个“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