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收藏古代瓷枕，尤其是宋元瓷枕。在我看来，瓷枕的文化内涵尤为丰富，其中的宋元诗词枕，简直就是宋元文学的缩影、宋元书法的大观。中国文人向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宋代又是一个由释返儒、以儒立国，强调人格理想、重理重道的王朝，南宋皇帝赵构在《翰墨志》中就曾提出过“精神见于翰墨”的主张。与宋代书法发展史和审美文化史相对应，在瓷枕上最早表现的是“颜体”(颜真卿)书法。本来，作为书法载体的瓷枕，更适宜表现的是行草书，因为在瓷枕上书写不同于宣纸，是在瓷胎未干时书写的，必须快捷，只能悬腕进行。
颜真卿的楷体在宋初时受到皇家的推崇，这与宋代理学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颜真卿不仅因为书法成就而被尊为中国书法的“亚圣”，而且因为他满门忠烈，成为宋王朝理想的道德楷模。米芾在《书史》中早就评说：“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现藏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家国永安”瓷枕上的“家国永安”四个大字，雄阔端庄，沉稳遒劲，颇有颜体的风范。
我收藏有一方瓷枕，上书“静观鱼读月，笑闻鸟谈天”，显然也为颜体的典范之一。我曾经撷取此枕上的“静”、“观”二字与《颜家庙碑》(《颜家庙碑》系颜真卿72岁时为其父所立，当为颜氏晚年的楷书代表)中的“静”、“观”作比较，发现其笔力雄健、结体缜密，如出一辙。书者尽管可能只是一个工匠，但肯定是颜体书法的得心应手者。我还藏有另一个瓷枕，所书为“寿山福海”，也为明显的“颜意”。
虽然其后的宋代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大力推行“尚意”的书法改革，打出了创新的旗帜，中规中矩的“尚法”书法受到冲击，瓷枕上的颜氏楷体书法少了，但当宋代面临异族入侵、积贫积弱，甚至山河破碎、不得不偏安一隅的情况下，爱国忠君观念自然也被大大张扬。抗金英雄岳飞的故事，早在南宋末年就被说书人编成故事而广为流传。我收藏的一方瓷枕上刻有“清(青)山只会磨今古，(绿)水何曾羑是非”，化用孔文卿杂剧《地藏王东窗事发》的诗句，虽然该杂剧已佚，但这两句元曲却把这一故事保留了下来。
我还收藏有一方瓷枕，在已绘制釉下彩花卉的枕面上，用竹笔刻上“怀着日月，秀毓山河”八个字，反映了在河山破碎、亲人离散、内忧外患的国势下，民间匠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感和责任感。这八个字，真正赋予了这方瓷枕以精神美和崇高美。
诗词被书写于瓷枕上的唐宋著名诗人很多，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出现最多的，除了李白、杜甫这样人气极高的著名诗人外，像范仲淹、苏东坡等也都在列。我想，这既与他们的艺术成就有关，也与其人、其作的普及程度有关，又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苏东坡虽几经贬谪却依然不变的爱国情怀有关。看来，老百姓心中的“明星诗人”，还是与他们心中的爱国、亲民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书写诗词的瓷枕也张扬了一种向往崇高的审美追求。（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