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仁龙
昨天，中华书局走过了百年征程，成为中国文化出版的典范，社会发展的缩影，学术界 “中华情结”的表征。
百年中华再出发，适逢文化强国战略作为重大国策倡导实施之际，回顾、审视百年中华的发展史，对今日中国文化与出版有着深刻的启迪与独到的参考意义，简而言之，可举以下数端。
一、使命感与责任心。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虽时在商务印书馆担当大任，但“默察时局，眷怀宗国，隐痛在心”，而其所愿者乃“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于是“爰集同志”、“从事编辑”，于民国初年破茧而出。自后中华书局一直秉承，未有编失，此不仅是中华百年之精神，亦民族文化之精神，所为即为促进国家、社会、时代进步之事。业少而事大，虽形而上之论，而迄今乃振聋发聩之言。陆费逵终其一生，践行不息，其后继者亦从未轻掷，固守百年，如此使命和责任，自然应和者众，于是一飞冲天，虽百折而未坠，成就东方书业典范，陆费逵堪称近代书业之魂！
二、奉献与敬业精神。陆费逵更言：“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少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从产业和实业的角度而言，书业为少，于今犹然，是所谋者为事而轻掷者为利，于此抉择，义、利之高下自别。文化与教育以精神倡导为基础，中华创始人所立至高原则，并躬行实践行，更非投机取巧，高谈阔论所能至。检视百年，中华兢兢业业之事、之人，不胜枚举，有十年一剑之《辞海》，有数十年铸就之标点本《二十四史》，有奋斗一生而未离未弃者，除英年早逝之陆费逵，紧随其后的是一串串名字，今举要者，舒新城、金兆梓、范源濂、金灿然、周振甫、赵守俨、李侃，他们的全部生命既奉献给了中华，也创获了一个又一个文化学术成就，当然，我相信他们的人生是快乐的，因为他们的奋斗与努力得到社会的认可，对学术文化教育产生了价值和影响，这也说明：于文化、于学术的献身与坚守是值得的，是崇高的。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五千年，正是有着无数的仁人志士坚守、奉献而得以传承、光大，这是中华文化命脉所系，学术得以光大全系乎此！
三、竞争与进取精神。中华创始者同仁多商务印书馆出身，别树一帜，与其争霸，养成新的出版格局，最终奠定现代出版结构。前二十年，几乎是在竞争中发展，这种竞争与同时发生在棋盘街上的其他市场竞争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是“竞进”，创建开始即与商务印书馆你争我赶，你编《新字典》，我出《中华大字典》，你出《辞源》，我出《辞海》，你出《四部丛刊》，我编《四部备要》，你出六大名刊，我出中华系列杂志。中华虽或瞠乎其后，然志在赶超，终不输伯仲，而从未作搭车、跟风而成自郐以下之举，也促进了同行的敬业与奋进，我们称这为“竞进”。更有新时期近十年来，以《百家讲坛》为切入点，面向社会需求，引领风骚，将文化普及与弘扬学术文化提升至崭新层次。在市场粗制滥造的今天，中华再次得以新生和发展，虽与当年商务欲比肩，其术有别，而其道则然。作为赋有市场经济属性的文化出版，在发展中离不开市场，中华以开拓、竞进之法，写就了现代出版史精彩篇章，也使其品牌持续熠熠发光，赢得了人们的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