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云：“春打六九头”。癸巳年春早，皇历上的立春时辰是壬辰年腊月二十四日零时十三分，说明蛇年春在年里。立春意味着春天即将到来。人说春天是美好的，不说别的，春天来了的时候，穷汉娃子就不害怕冷了。然而我的记忆中的春天与美好无缘，始终与饥饿相伴。
那时候，总觉得春天是漫长的。新年里刚刚吃了几天饱饭，瓦罐里便米光面净，柜子里也扫不出丁点粮食来了。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母亲便将冬日里辛苦织就的一匹粗布交给父亲，让他拿到集市换回一点粮食背回家度饥寒。春暖了，地里的野菜就萌生了，我和一帮小伙伴常常挎竹篮到野外剜野菜，拿回家糊饭吃。野菜挖完了，就捋树叶。柳叶、槐叶、榆叶、杓儿叶，都是我们填充饥肠的野(叶)食。有一种叫做“老鸹蒜”的野生植物，也被我们挖回来煮了吃。记得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的春天，人们将树叶、树皮都吃完了，就挖“观音土”当饭充饥，吃得人个个面带土色，不少人浑身浮肿，用手指在小腿上轻轻按压，立即会陷出一个酒窝状的深坑半天起不来。医学上说那是“浮肿病”，是由缺乏营养造成的。还好，多亏政府拨来了黄豆，分给乡村患浮肿病的大人小孩食。阿弥佗佛！总算没饿死人。我那时大约十四五岁，正是吃饭长身体的时候，却由于极度缺食，饿得皮包骨头，个头也矮挫挫，因此村里人给我起了个“秤砣”的绰号。春季里长天大日头，整天饿着肚皮还要在生产队的地里“磨洋工”，挣工分。那时讲阶级路线，父亲头上戴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即使上级偶尔分下来一点返销粮，也永远评不到我家。一次，饿得实实没有办法的我，便趁一个风黑月高的夜晚，悄悄溜出家门，偷生产队“红薯母床”里下的红薯秧子吃。不知怎的让母亲知道了，她将我骂了个鬼吹火，还狠狠揍了我一顿，说咱人穷志不穷，就是饿死也不能做贼偷队上的红薯秧子吃。这事让生产队知道了，罚工分事小，我和你大的脸往哪儿搁？打那之后，我便牢牢记住了母亲的教诲，再不做“偷鸡摸狗”的事了，虽然每年荒春上我们还是总饿肚子。
后来，我有幸考上地区一所中专学校。年年春天，家乡的父老依然打着饿肚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只是越斗越穷，越斗越没有饭吃。我却沾了公家的光，在学校大灶上天天有白馒头吃。我因怜悯父母亲，以及几个姊妹伙在春天里挨饿受罪，便每每勒紧裤带，将省下的几斤粮票拿到大灶上全买了“杠子馍”，星期天背回家接济全家，使他们度过三载难熬的春荒。屈指算来，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了，但每每回忆起来总令人不寒而栗，眼睛发湿。
年年逢春，今又春到。堂前春燕筑新巢，窗外柳绿桃红，草长莺飞。看如今，家家丰衣足食，处处欢歌笑语。昔日里贫穷落后的面貌早已一去不复返。倘若我的那些已经逝去多载、从未享过幸福的父辈们能够活到今天，不知会高兴成啥样？（商洛之窗 作者：田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