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随落叶散，帽逐秋风吹。】秋风吹来，树叶散落，人在风中追逐飘落的帽子。诗人或有意暗用“孟嘉落帽”的典故。
【别后登此台，愿言长相思。】叙别，又想象未来，愿友情长在。“长相思”，李白有《长相思》诗。
这样一梳理，就现出了“庐山真面目”，我们除尚未确知诗人同游者究竟都有谁而外，其它疑团大都清楚了。
关于李白之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此诗不是即席之作，而是作于游赏归来的当日。诗又是可以跳跃的，可以倒叙、插叙的。通观全诗，作者本来是饶有兴致地约崔侍御与宇文太守同登响山并为其留下了上座，但不知何故，崔侍御与宇文太守竟没有来，所以在诗中才有“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题舆何俊发”之叹。参读作者同日之作《宣州九日闻崔四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侍御二首》诗，诗中有“故交竟谁在？独有崔亭伯”“咫尺不可亲，弃我如遗舄(鞋)”句，或可佐证李白之叹。
关于同游之人和相约却爽约之由，还有一个可以佐证的参考资料。据汤华泉《李白安徽诗文写作时地新编》转引清人王琦《李太白年谱》云：“天宝十二载，753年，53岁……李白于此年秋始游宣城。李白来宣城可能是受其从弟宣州长史李昭的邀请……又在《游敬亭寄崔侍御》中说‘我家敬亭上’，可见他在此住留了一段时间，有寓所在敬亭。”这段引文或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李白从弟(同曾祖而不同祖父者)宣州长史李昭与作者九日同登响山，同时也可诠释诗中“自作英王胄”一句的含义；二是李白与崔侍御、宇文太守错过同登响山的原因，或是因为李白(居所或在敬亭)当日与从弟李昭同车由敬亭南下，而崔侍御、宇文太守却同车由宣城北上，以致交臂失之，阴差阳错。
查李白生平，李白天宝元年(742年)42岁时寄居南陵(今安徽南陵县)。是年秋被玄宗李隆基召入长安(途经商州)，充待诏翰林之职，仅年余，即辞官离京(东还时途经商州)。此后的11年中，他一直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漫游，于公元756年参加了永王璘的幕府，受永王争夺帝位失败的牵累，被流放夜郎(今属贵州省)，前往的中途遇赦东还，晚年仍一直漂泊于东南一带，公元762年62岁时卒于当涂(今属安徽马鞍山市，唐时隶属宣州)县宰、族叔李阳冰家。可见李白晚年未曾到过商州。
写作《九日登山》时，李白已年逾半百，由于长期颠沛流离，心情少不了沉郁落寞，难免有人生短暂、人亡物故的伤感，但他依旧毅然自况陶潜，“笑酌黄花菊”，相约所宜，登上响山，俯临宛水，又凭水插翅，联想起灵仙琴高和河神冯夷，以至“扬袂挥四座，酩酊安所知？齐歌送清觞，起舞乱参差”，一如既往，既充分展现了他旷达不羁的性格和乐观豪迈、不懈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的精神世界，又展现了他汪洋恣肆、豪放飘逸的浪漫主义诗风，读之令人很受感染。
这首诗是一首记游的五言古风，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气势雄浑，风格豪迈。作者在记实写景的同时，充分抒发了内心的情感，并巧妙地运用了幻想、夸张、比喻等手法，使情景交融，浑然一体，艺术造诣高绝，堪称瑰宝之作。
此诗本来与商州无关，但经篡改(康熙4年即公元1665年竣稿的《续修商志》已经篡改)之后，300余年来，历次商州方志陈陈相因，以讹传讹，误导了州人和读者。惭愧的是我自己在前年点注民国《续修商县志稿》时，因恶疾缠身，神情恍惚，也未能识破，人云亦云，做了因袭。不是日前重读生疑，势必贻误千秋，铸成笑柄。对此，倍感愧疚，借此向读者深深致歉！
结论：公元753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李白登的是安徽宣城的响山，并不是商州的龟山；《九日登山》一诗确是李白53岁即公元753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作于安徽宣城；李白来商州的诗作尚有《泛石娥溪》《过四皓墓》等多篇，李白未登龟山并不有损商州作为文化古城的历史底韵；李白未登龟山并不有损“三台叠翠”胜景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