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初参加工作，被组织分配到镇安西部一个小乡做过两年多的文秘工作，便有了一段难忘的“派饭”经历。
同是吃“派饭”，内中有讲究：单挑一家派一顿两顿，这家妇女得是村里出名的干净利索之人，乡村干部屁颠屁颠提前送去一般只能在城里才能买到的时令蔬菜且吃时有乡镇领导作陪，必是县上的领导“派饭”待遇；提前打招呼说，这几天饭菜做得像样点，整点鸡鸭鱼肉且有村干部陪着，不是书记便是乡长，有俗语“乡长下乡，公鸡遭殃”佐证；村组干部隔着墙头喊“明天到你家了，把饭菜整可口些，别屎骚尿臭的”，这一定是长期驻村干部。我就属于最后这种类型。那时候农民的日子紧吧，不仅要承担“农林两税”，而且负担着大量的“三提五统”和“义务见勤工”。我不仅干着得罪他们的收粮要款、刮宫引产的差事，而且还吃着人家盛情做出来的“派饭”，心中常有负罪感。
我第一次吃“派饭”是在一户姓柯的农民家，那天我软缠硬磨刚收完人家的蚕种款，女主人挂个嘴问吃下午饭没？随行的组长就汤下面我“派饭”，女主人麻利地给我们擀了面条，还炒了数量不少的菜，这是热情的镇安西乡人的吃法。饭毕我把一张五元纸币递给女主人，“你这不是打我脸吗？”几番推辞后钱还是装进了自己口袋。从此我下乡只管吃也不掏伙食费，但内心有一本账，每次村上干部到乡政府开会或者办事的时候，我就在乡政府附近的小餐馆回请村干部或者办事群众，还买来甘蔗酒，算是礼尚往来地回请这些给我下乡带来便利的“派饭”对象。遇见欠人情账大的我逢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就去行点人情，“我敬人一尺，人敬我一丈”，工作时间不长，但凡有事来乡政府找人的农民一定不会超过三句话：“X书记在吗？”要是我们书记不在，第二句话一定是“X乡长在吗？”要是俩不在，第三句一定是“X文书在吗？”。呵呵，很短时间由于吃“派饭”多给我凝聚了不少人气，俨然已经成为乡政府的三把手了。
最难忘的一次“派饭”经历是我被派到了一家“难缠户”收上交款，刚刚落座，男人沉着脸骂道：“他妈的，过去收粮要款一来就是一个班的兵力，今天咋只派你一个小娃子来？”我暗暗吃惊，今天别说要上交款了，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我不亢不卑回答：“乡政府商量过，对于不要面子的人，即使来一个连也没用；至于你家嘛，我来送个信就行了！”他显然低估了我的智力，就问：“喝酒不？”我说：“喝，干嘛不喝！”他的媳妇就利利索索炒出干煸猪肝、青椒瘦肉、油炸花生和泡椒洋芋丝，且吃且喝，嘿嘿，一场酒喝下来，就变成大哥老弟的称呼了，先前的疙瘩解开一多半。酒足饭饱后，男主人对他的老婆说：“把上交款给兄弟找来，我们对村上有矛盾，不能给兄弟出刁难！”后来这户人家的母亲过六十大寿，我闻讯造访，深深打动了他的内心，至今我们都有良好的联系。
镇安一直是全省修建基本农田典型，但在1993年硬生生被白河县的“三苦”精神一举取代成为新典型。县委县政府一班人憋着一股气要超越白河县，提出“奋战两年实现人均一亩基本农田”的政治口号。我在1994年冬被分配到一个村长和支部书记一个不尿一个的瘫痪村开展工作。我既做村长，又做组长，工作做到哪儿，“派饭”就吃到哪儿，到任意一个院落的狗都不咬我。我每天和全村村民一道白天出工，晚上开会。全村最初十五天我用尺子逐块量出的面积是九亩八分新修农田，事后才知那时候上报的数据太实才位居全区倒数第二。区长明确指令区纪检组到这个村严查我的“违纪事实”，得亏了那时区纪检组的正义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还有这个村所有村民对我的工作的高度赞许。加上语言中肯，语法流畅的“检讨书”，1995年农历开年后我调入区公所成为一名文书，下乡一般只到乡政府就算目的地，1998年我调入城区专门从事政务工作后，“派饭”成为一种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