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建霞
我的家乡在秦岭腹地312国道边。我小的时候，村后就是长坪(长安—镇坪)公路，所有的车辆都经过那里。每年逢正月十五，远方的亲戚们都先后来给我家拜年，趁此机会，一方面可以观赏家乡浩浩荡荡逶迤上十里的社火芯子，一方面可以整天整晌子地站在村后的长坪公路上看来来往往的汽车。那份惊喜，于他们是新奇，于我们则是口福。客人来了，祖母必是将家里藏了一整年的好吃的、稀罕的东西拿出来，大大方方地招待客人的同时，我们孩子也一样，坐在客人身旁，每一道菜每一种吃食都尝遍，直至吃到盘子见底。这些，大人们是从来不责怪的，也不用任何眼神或言语捎带地提醒我们，而是尽我们的兴，尽管他们也许仅尝了一口，也许还未动筷子。
家乡所在地是一个大盆地，方圆十里多汇聚了十多个村子，且都是一些数千口人的大村子，人多地少造就了这里物质贫乏。但就是这样的地方，人们的观念中，自始至终是崇尚知识、崇尚学习的，所以即使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哪怕自己吃糠咽菜，饿得前心贴着后背，佝偻着腰身，出牛马力，也要挤得一点钱供孩子上学读书，不论是男女，只要你肯学，能进步，就没有大人自动将你放弃或不供学习的。因而在我的家乡，之前记录因为没有史料可以查证，我是不敢轻易论断的，就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期间，每年初中考中专，高中毕业考大学的人数，在全县占的比重，那可是相当的。常听外地人夸我的家乡是文化大镇，那是没有被政府美化的群众语言，是纯粹针对于人的文明程度和升学比率来说的。我及我的兄长，还有许多我熟识与不熟识的同时代的人，都是靠读书考学转变了命运，走出了农村，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朦朦胧胧的记忆中，家乡二郎庙前就对着戏台子，那是在晚上，上演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戏曲。后来不久，戏楼迁址，在新街建造了一座飞檐斗拱、琉璃瓦敷面、高大气派、鲜亮夺目的新戏楼。此后，这里就是全镇文化交流中心，每年几次，县剧团来这里演秦腔戏，一演就是十天半个月，从不间断，看客们络绎不绝，场场爆满，秦腔戏的魅力就是百看不厌，所以家乡的父辈们，即使生活再艰苦，充满了解不开的惆怅，但都会哼唱秦腔，尤其在劳作间隙、汗流浃背、无可奈何的时候，狠狠地吼一声秦腔，胸腹中的气便顺畅了，心儿也顺畅了，烦恼和忧愁也被吼到九霄云外去了。家乡人不仅唱秦腔，而且还懂秦腔，以秦腔中的戏词教化人，像《三娘教子》《周仁回府》《三滴血》这些戏曲中的词，很有说服力和震撼力，比起单纯的说教来说，那效果是奇佳的。老街上有一逆子，父母年龄大了拿不来了，他不是打骂就是嫌弃，干部、亲邻劝说不抵用，逢一唱秦腔戏的，开口就给他唱《三娘教子》选段，他唱得声情并茂，唱得在场的人泪汪汪，唱得那逆子当即双膝下跪，噙着泪给父母说自己的不是，从此他一改往日的恶习，饭熟了先端给父母，自己喝稀的，父母吃稠的，成了街坊邻居们教育孩子的榜样。
家乡有条老街，一二里长。我小时候因为父亲的师傅住在那里，过节、走亲戚、帮农活而经常去，和街上的孩子们疯跑着玩，对街上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谁的大人，谁家挨着谁家，谁家屋后院子大，谁家门前有口井，这些我记忆犹新，包括那些大人孩子的容颜，至今如底片一般，在我的脑海中时不时地映现。街后是同等高的稻田和荷塘，晴天一趟平，但一遇雨天，街上稀泥糊涂，没处下脚，尤其到了七八月主汛期，逢着连阴雨，老街与背后的稻田、荷塘几乎都汪在一片浩大的明晃晃的水中央，老街上的人就慌了，白天还好，人都醒着，遇着大水一家人好跑，而一到夜间，尤其巡逻的锣音敲个不停，老街上乃至全棣花街的人都愁得睡不着，年轻力壮的男劳力扛着铣随大部队在河堤上转，夫人或老太太们，则坐起来打开窗扇，牙咬得咯吱吱地响，恨这死眼子淋雨没个准点，恨老天不睁眼。因而不久，老街上的人先后觉醒，批庄基搬迁，住到了塬上的新街上，从此老街被废弃，除了三五个老人坚守在原地外，其余的就是东来西去的清风和畅通无阻的老鼠了。老街上那青灰色的铺板门、青灰色土墙、木格子窗以及铅灰色的屋瓦，都剥落的、倒塌的、颓败的，一片狼藉，只有那悠悠的风将落在地上的榆树、杨树和杂木树的叶子悬得一忽儿左一忽儿右地，不知究竟去往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