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样板戏要搭戏台，也在娑罗树下。
五
范老师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大儿子都工作了，我们见的少。和范老师住一起的，是双胞胎女儿，还有小儿子。
范老师的双胞胎女儿比我们大两岁，平时不和我们玩。她俩能代替老师批作业，我们就像怕老师一样和她俩保持距离。姐妹俩洗衣服，我们在远处看，不敢走近。文艺演出，双胞胎的小合唱是保留节目，“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声音清亮，像洋瓷盆里的井水，晃动着月光。
范老师的小儿子叫李博，和我同岁，长得像电视剧中的贾宝玉。全校就他一个人名字是两个字，我们都是三个字，这是城乡差别。在学校我们都围着他玩，就他一个人有乒乓球，有球拍。没有球网，两块断砖头，架跟笤把棍。十几个男孩，围着一张球台，坐庄，挂钩，木板球拍，乒乒乓乓。
我们最喜欢打仗。学校后墙外有试马水库的灌溉渠，上下十几里，一滴水都没有。水渠当战壕最合适，我们在里面追杀，伏击。我们演《英雄儿女》，学王成，身上背块大石头，竖插根笤把棍，当作发报机，死命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双手握根木棍，算作爆破筒，斜在胸前，等敌人冲上来，跳出去，拉弦，“轰”的一声，压倒一大片。
我们在娑罗树下演《红色娘子军》。全是男孩，没人跳脚尖舞，我们就演“火烧洪常青”。一个人都能演，先像李玉和上刑场一样哼唱《国际歌》，一步一闪地走上娑罗树脚背，背靠树身，做出被火烧痛苦而悲壮的神情。洪常青没喊口号，我们喊“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李博的刀枪都是我们的，自己做的。他打仗没我们勇敢，演戏老不当胡汉三、南霸天。我们有时不干了，回家，上山，让他一个人滚铁环，抽陀螺。狗都不理他。
范老师的丈夫一看就是文化人，在远处工作。从没见他说过话，我们见了就避让，像小太监见了皇帝。
有时胆大，我们也去敲几下上下课的钟，急促几声，赶快就跑。
六
范香兰老师调进了县城，退休时是城关希望小学校长。
有一天，我媳妇从医院下班回来，惊奇地冲我大喊：“你有一个范老师，还记得你的生日是三月初二。”我才知道范老师住院了。
以前每次见面，范老师能一一叫出我姐弟七个的名字。
“你有一个好媳妇。”我到病房看望，范老师这样说。我媳妇是范老师的责任护士。
听媳妇说，最后几天，范老师不让任何人碰她，医生护士不让，家人也不行，碰了她就惊叫，条件反射地搐动。我想，她这是要自己带自己到另一个地方，静静地到另一个地方。范老师一生整洁干净。
出殡时，观音堂赶来很多人。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大家至今认同，范老师是观音堂人。
七
娑罗树还活着。它命大。
不知何时有个罪恶的传言，说树大了，成精，压地气，住户不旺，不出人才。离观音堂5里的董家村，有棵更大的娑罗树，长在大平地中间，端正矗立，是商南境内树中的鲁智深。树下是打麦场，三五户矮房。前几年，有人受了蛊惑，在树下围满麦草，烧了几天几夜。可怜鲁智深，成了洪常青，遭受火刑，牺牲了。如今，这里是移民小区，楼房鳞次，街灯栉比。
八
老家是我的伤心之地。
2000年正月，母亲病逝。七十九天后，前妻遭遇车祸，就在观音堂小学路口，场面血腥，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她是骑摩托车赶回去给老父亲做饭的。
每次回家，我都是踏着血迹。
我的革命同志牺牲十五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