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短篇小说是国内出版界的“票房毒药”，“出一本赔一本”，刚刚推出贾平凹、刘醒龙、张炜短篇小说集的作家出版社责编黎云秀相信，这次“至少不会赔钱”。
去年底，海天出版社一口气出了8本短篇小说集，社长尹昌龙当时心中也忐忑不安，“现在出版短篇小说，是冒着赔钱风险的，何况这么大体量”。未料，这套冠以“深圳当代短小说8大家”的丛书，一上市就迅速引起评论界关注，邓一光、杨争光、盛可以、曹征路等名家的短篇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还引发了诸多出版以外的话题。作为一个出版事件，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短小说”的命运。
尽管短篇小说仍然不会成为超级畅销书，“短经典”中卖得最好的《动物寓言集》目前也仅在两万册左右，在责编彭伦看来，盈利不是目的，这毕竟是一个开始。但短篇小说阅读潮流的回归，终于让人们开始深思，这种被称为“精灵”的小说文体，为何在中国沉寂许久？关于短篇小说创作、出版、评奖的多个环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短写作已沉寂许久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还记得，改革开放后，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被介绍到中国，其短篇小说一度很流行，且对一代作家产生影响。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一大批在今天已经成名的作家正在写作短篇小说，一流的作家几乎都在这个擂台上，王蒙、余华、苏童、王安忆、莫言、张贤亮、贾平凹……他们的名作至今还深入人心。
“是什么让我们的短篇越写越长？”“深圳当代短小说8大家”丛书主编邓一光认为，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要说的话太多，历史的悲剧、社会的灾难、家庭的灾难、民族复兴的需求都被小说承担，承担的东西越来越多，一下子篇幅就不够了。另一方面，社会逐渐浮躁，读者越来越急于看一个人物的命运，所以从看语言转为看故事情节，而短篇无法满足读者的这种需求。
2008年，苏童悄悄出版了他的五卷本短篇小说集，那时他曾把短篇小说称为“奢侈的题材”，说写短篇写得他差点揭不开锅。苏童算过一笔账，一个短篇得花半个月完成，一年顶多写10篇，稿费是一次性的，通常一篇只有500块，跟上世纪80年代比根本没有涨多少，如果一年只赚5000块，那的确揭不开锅。1990年代中期，苏童还在坚持写短篇，可总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东西了，在很多人眼中，似乎只有中长篇才是拿得出手的作品。
短篇小说的式微，出版方自然也是重要一环。一直坚持中短篇创作的迟子建同样在去年出版了五卷本中短篇集，但出版社并不对这套作品的销路有太多期待，他们其实更希望可以签到迟子建的新长篇。
长篇崇拜占据主流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回忆，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国内文学界、出版社只追逐长篇，不管好或者不好，大家都只争着出长篇。“我自己做书也知道，一年安排的选题里面，出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非常少。”潘凯雄将此总结为经济驱动因素和观念因素。
所谓的经济因素，不说别的，一部卖到2万册的长篇小说，作家可以拿到几万元稿费。若是改编成影视作品，远比卖书赚得容易，如果作家本人愿意当编剧的话，收入更可观。而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诗歌是皇冠，长篇小说是重器。”言下之意，短篇小说就是轻武器了。这种长篇崇拜的观念似乎也影响到了评奖，在国内的各类文学评奖中，许多重要奖项都只针对长篇小说。
相比之下，西方文坛一直有鼓励短篇小说的传统。彭伦告诉记者，比如爱尔兰设有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目前奖金为3.5万欧元，是目前世界上奖金最高的短篇小说奖。旅美华人作家李翊云曾在2005年凭借首部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荣获首届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龚古尔文学奖一直设有短篇小说奖单元，只是国内读者不太知道。还有“小推车”奖，是英语世界小小说的最高奖项，自1976年以来每年当选的美国最佳作品由小推车出版社汇集成书出版，是在美国出版史上最有影响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