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媒体报道，作家马伯庸(微博)的一篇《焚书指南》在网上引起热议。马伯庸写道：“假如遭遇一场千年不遇的极寒，你被迫躲进图书馆，只能焚书取暖，你会先烧哪些书？如果是我的话，第一批被投入火堆中的书，毫无疑问是成功学和励志书。第二批要投入火堆的书，是各种生活保健书。第三批需要投入火中的，是各路明星们出的自传、感悟和经历。”
《焚书指南》包含着对成功学和励志书、生活保健书、明星自传之类书籍的不满，但正如评论者所言，“这四类图书的盛行隐喻了时代的特征”。因此，对我们、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出版界来说，“焚书取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思契机。我们需要书籍来温暖心灵，而不是为了当柴火用。
在各种评论中，有一种“需求论”的观点，认为这些书可以烧掉，但读者的需求不会因此消失。原因就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读者的阅读倾向于实用和功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对此，笔者并不赞同。
用“需求论”解释图书市场的乱象，如跟风雷同、粗制滥造，无法服众。读者的需求是丰富的，哲思类、工具类、娱乐类都可包括，但这种需要不是粗制滥造、雷同跟风的理由。“需求论”很可能遮蔽《焚书指南》的反思味道，甚至在有意无意间助长成功学之类书籍的乱象。
我国年出版图书已逾30万种，但繁荣背后危机明显。公众对出版市场的诟病早已有之，常见的指责是，“在比拼畅销书品种、销量，比拼发货码洋增长率的浮躁风气中，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出版者所应承担的文化责任，丧失了商业伦理底线”。
毋庸讳言，我国图书市场上内容低俗、质量低劣之作并不少见，繁荣背后涌动着一股低俗化浪潮，成功学、励志书、生活保健书、明星自传类书籍恰恰是重灾区。美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人物之一兰德·劳依墨曾说过：“出版行业是智力的买卖，不断生成思想，并寻找合适的人们去完成、贯彻这些构想。”如何使出版业在品位、格调和效益上共赢，是图书作者和策划者们应该思考的。一味迎合读者，只为满足读者浅层次的阅读需要，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却忽视社会效益的做法，投机取巧的意味明显。
这样看来，《焚书指南》在表达个体不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众的不满。这样的“指南”正提供了深入反思的契机，不仅是对个体需求的反思，也是对整个出版生态的反思。即便部分读者的阅读需求导致了成功学等书籍的泛滥，也不能成为我们默认这种泛滥的理由。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