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朝的长足崛起与顷刻覆灭，使它象划过历史长空的一颗流星。因为史迹的泯失，史料的阙如，有关它的兴废存亡的一切，都成了近千年来的一个历史的难解之谜。
军旅作家党益民，基于一个党项后裔的使命感和小说作家的想象力，由一尊石羊里偶然发现的历史遗籍，复现了西夏王朝最后20多年的复杂历史，真切描述了西夏王朝由强变弱，走向覆亡的过程。少有可以依托的历史资料，更无相应的文学参照，无疑使这部西夏秘史的文学演绎布满了艰难，充满了挑战。
但党益民战胜了种种困难，完成了自我挑战，作品写得扎实可信、朴茂可读，这一切都使得《石羊里的西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9月版）一作，显得十分难能可贵，值得特别予以关注。
读《石羊里的西夏》，如窥探民族秘史，如欣赏历史传奇。作者在外战与内战、兵战与心战的立体画卷之中，慨叹着一个民族的勃兴，也悲叹着一个民族的衰亡。梳理了种种阅读感受，异常悲壮的历史与熠熠闪光的人性，交替着在脑海浮现，在眼前闪现，并向人们诉说着民族的劫难、人性的悲剧及其背后的诸多引人探究的隐秘。
西夏王朝从它的第六位皇帝纯佑，到最后一位皇帝李目见，只有短短的22年，但这22年走马灯式地争权夺位，却象放大了的一面借镜，把这个王朝的内乱与外患的本相显现得丝毫无遁。西夏比邻的宋、金、蒙三国，论国土之大和国力之盛，都在西夏之上；在这样一个敏感的三角地带存身和发展，本身就十分不易。而西夏王朝并不能以统一的意志和全部的力量抵御外敌，它在频仍不断的内乱之中，更为要命地消耗着自身的实力与元气。西夏的第六位皇帝纯佑，因为太后的背后支持，很快就被镇夷郡王安全强势夺位；安全在与大都督遵项的明争暗斗中无奈落败，皇帝只好让与遵项；强悍的遵项在年迈之后传位于无能的德旺，德旺在内外交困中又被李目见取而代之。每一位皇帝在未登基时，想的都是如何以巧取豪夺的方式篡谋皇位；而登基之后，又都想的是如何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和骄奢淫逸。皇位和皇权，成为了西夏诸王眼中的全部，手中的一切；其他的政务与国事，根本无暇旁及也无力顾及。所以，每逢成吉思汗领兵攻来，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先战后降，成为连年进贡和日益贫弱的附庸。客观地评判西夏的由盛及衰和最终覆灭，与其说是虎视眈眈的成吉思汗战胜了他们，不如说是自我戕害的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这一结论可能是痛苦的，但也是真实的。西夏人是西夏王的牺牲品，而西夏王是皇权的牺牲品，而皇权作为权欲、人欲的终极象征，一直引领着西夏人的政治斗争与日常生活，这使所有的西夏人都被裹胁在这扭曲又变形了的皇权之争的漩流，或者被左右，或者被影响，从而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演绎了一场人如何成为自己的牺牲品的旷世历史悲剧。这当然是一种冷静而客观的揭示，但其中包含的反思的勇气与反省的精神，也隐隐可见。
在西夏由繁盛步向衰亡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作者特别由一些有志向又有血性的铁血男女，歌赞了悲情历史中的悲壮英雄和闪光人性。这里边最为耀眼的，当数统军德仁。这个遵项的长子，一身正气，一心为国；遵项让他借着与安全一起带兵抗击蒙古骑兵时，相机收拾了安全，他坚辞不允；在安全继任国王后，他提出强化铁鹞兵的主张，也不被安全采纳；父亲遵项怪怨他时，他正言说道：“我不是对他忠诚，我是对大夏忠诚，我不想看到宫廷内乱，大夏内乱。”然而，他的这种严气正性并不被父亲看重，在父亲遵项为王数年又再次逊位时，继任者选了德旺而绕过了身为长子的他；无论是父亲称帝，还是弟弟为王，他都竭尽心力，克尽职守，为大夏的安危四处征战，抵御外敌。而在德旺无力支撑危局，众人盼他代位时，他却坚意拒绝了，并对临危受难的儿子倾吐了他的肺腑之言，那就是他所在意的并非什么王位，而是“骑着白马，挥舞龙雀剑”的那个自己的体面与尊严。他告诫行将即位的儿子：“我们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机会，但我们绝不能放弃。孩子你要记住，我们党项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服输，我们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活。”这是他掷地有声的铮铮誓言，也是他耿耿正正的自我画像。他自己就是这样正直为人，忠心保国，为西夏的生死存亡无私无偏地拼搏着、奋斗着，直到生命与国运的最后一息。这个集将相之才于一身的人杰，置身于西夏这个争权夺利的错乱的大棋盘，栖身于三国这个争霸逞强的错综的大棋局，什么都无法实现，什么都不能改变，无力回天的他，只能随着日薄西山的西夏一同灭亡。德仁这个英才的个人的不幸与西夏的不幸，就这样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让人们为造化与人、时世与人的命运关联而慨叹，而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