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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启蒙遭遇爱国
——“五四”九十周年寻思
90年前的五四运动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有许多考察的面向，启蒙—救亡（爱国）便是最主要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个，这一对时而是合作然而更多时候不幸是冤家的“启先生”与“救先生”，它们关系的此消彼长，以及在历史吊诡中的含糊不清，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许多重大走向，直至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框架性、制度性背景
2009年的春天，一本名为《中国不高兴》书在中国风行一时，这本主要鼓吹民族主义的拼凑之作，其口号的铺陈与情绪宣泄远远多于逻辑的论证与理性的表达，严肃的学者并不屑于谈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中国人，特别是民族主义愤青中还有着较为广阔的市场，其成功的营销策略也让其销量不低。
几乎在同时，当位于广州的中山大学的一群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请他们所尊敬的历史教授袁伟时写一些什么话时，这位老先生写道——
商业世界，总是有人炒作，冀图名利双收。几个愤青自封国家代表，太僭妄了！说什么“中国不高兴”，其实是他们几个不高兴。把杂七杂八的东西凑成一本书，自称核心思想是：“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论常识，殖民体系早已瓦解，现代国家一律平等，谁是领导，谁是附庸？
回顾历史，以20世纪来说，法西斯德国冀图领导世界，军国主义日本要领导“大东亚共荣圈”，罪恶昭彰，不必词费。苏联要与美国争霸，苏化世界，一度领导占人类三分之一的阵营，其代价是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干预“兄弟国家”内政，加速了自己的瓦解。
……论实力，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各国排名一百以后，仍然是不发达国家，各个领域举目皆是与先进水平的差距。连印度都不稀罕你的领导，胡吹什么“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
这样的喧嚣出现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刻，煽动狭隘民族情绪，无非冀图又一次构筑自我封闭的堡垒，甚至把中国拖入军备竞赛的陷阱。
袁伟时给大学生忠告，“要不为诸如此类的愚昧鼓噪所惑，唯一途径是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要做一个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公民，视野宽阔的世界公民。“有志走在世界前列的公民应该懂得古今中外。读经典，本国的，外国的，兼收并蓄。研究自己想知道的一切。不要俯伏在任何偶像和圣贤脚下，应该站得比他们更高，敢于评点万事万物的是非得失。”
在78岁的袁伟时看来，我们应该怎样爱国，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今日中国社会争论的许多话题，在90年前早已争论过。
袁伟时指的当年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广义的前者包含后者）。今年的春夏之交，中国迎来了五四运动90周年。所有接受过初等以上教育的公民都知道这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前台，共产主义开始得到传播，伴随着这些在历史教科书上学到的知识，无数青年学生在共青团组织活动中度过他们的节日。但在这一天被政治化、节日化、轻松化的背后，许多人并不了解这场“中国的启蒙运动”的真正精神与价值，而当年这场启蒙运动的目标——民主、科学、自由、法治等等在当代中国还远远没有完成。90年前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虽然时空久远，但与今天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有着令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深刻关联。
袁伟时与“中国不高兴”的交锋，以及他与“不高兴”之类意识形态对青年学生的争取，正是90年前的那场运动前后中最主要的两个紧张关系——启蒙与救亡（爱国）在今天的延续，这一对时而是合作者然而更多时候是冤家的“启先生”与“救先生”，它们关系的此消彼长，以及在历史吊诡中的含糊不清，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许多重大走向，直至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框架性、制度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