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是最好的爱国
——新文化运动健将的觉悟
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暗寒冷的夜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在与中国总统袁世凯等四人会晤时，提交了几页用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写的文件。文件上所载的便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日本公使在将二十一条原文递交给袁世凯以前，要求“绝对保密，否则要负一切严重后果之责”，随后以一种极端神秘的架势开始了谈判。日方文件使用这种特别的水印纸并不是出于偶然，它暗示了文件的内容和意图。
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利用外国和中国新闻界争取道义上的支持。中国官员不顾日本要求保密的警告，把二十一条的性质，透露给了新闻界。谈判在北京进行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方群情激愤。几乎所有中国报纸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人们表达愤慨心情的来信每天像潮水一般涌入总统府。
消息传到海外，中国留美学生听到“全国各地充满爱国忧国的情绪”的报道时，兴奋异常。但群情激愤之中，刚满24岁的胡适却异常冷静，他在《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顾骚扰、不被动摇地读我们的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们深信她必须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对胡适来说，中国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某种比建立一支军队还要重要的事情上。如他在1915年2月21日的日记中所写的，“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这封信激起了激烈的辩论。胡适被同学们指责为“卖国贼”。当时的新闻专业学生、后来成为外交家的《月刊》主编邝煦堃写了一篇长文回应胡适的不抵抗理论。文章的最后断言，胡适的建议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
这场发生在海外留学生中关于爱不爱国、什么才是爱国的争论，可以说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更久远的时间里启蒙与救国问题争论的序曲。
时间到了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正值不惑之年，他一方面保持着青年的激情，却也多了一份中年的冷静。1919年6月8日，即陈独秀因参加学生运动被逮捕监禁前3天，他有一篇文章反映了他这一代人与学生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在题为《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爱国》的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青年活跃分子未曾想到的问题——改变中国比救国更为重要。陈独秀不相信爱国主义（坚定地献身于此时的中国）能够改变中国，他转而鼓励学生要掌握理性主义，将激情与清晰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写道：
自从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起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这两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的了。感情和理性，都是人类心灵的重要部分，而且有时两相冲突。……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分。有时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国和日本的军人，就是如此）……爱国就是害人的别名，所以，他们把爱国杀身的志士，都当做迷妄疯狂。我们中国人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我们不爱国，和那班思想高远的人不爱国，绝不是一样见解。
这种态度也逐渐为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学生辈接受，他们正是参与五四运动的主体。五四游行总指挥、学运领袖傅斯年由一个激进主义者向保守主义者的过渡，正发生在五四运动掺杂暴力以后。这批觉悟者虽然也在积极筹备学生游行，力图通过“有纪律的抗议”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但他们认为的最终解决方法，仍然是傅斯年所言的“彼能干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所以当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时，傅斯年反而很少再出头露面。5月底，胡适返京，大谈“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这正和傅斯年的主张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