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古希腊的赞美者：“希腊这孩童最健康，他不是神童，很正常、很活泼，故荷马史诗是人类健康活泼时期的诗”；他爱屈原，认为《离骚》能和西方交响乐媲美；孔子的言行体系，“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木心几乎“通盘反对”；他指出，民国诸家并不真懂魏晋高士，全然不知“魏晋风度”可以是通向世界艺术的途径；而纪德关于“写作如何才能真诚”的问题，在木心看来，陶渊明就是最好的回答，而陶潜的伟大，是从不想到“怎样才能写得真诚”；他断然评价《浮士德》为失败之作，因为“诗是灵感，灵感是一刹那、一刹那的，二十四小时不断不断的灵感，哪有这回事”；他终生激赏尼采，说他是一个“竭力思想的艺术家”，但他想对尼采说：“跑出哲学来吧！”
在全书层见叠出的纷披金句中，木心是他自己的典范：读进文学的深处，读出人的灵魂。聆听木心的讲述，多少早已熟知、早已被无数诠释所包围的伟大作家和著名作品，不但从正统的、规范的、不容异议的知识帷幕、历史帷幕中脱颖而出，更被木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从层层笼罩文学史的权力帷幕、理论帷幕和意识形态帷幕中，解放出来，获得全新的揭示。
然而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这种针对正统史识的颠覆性讲述，这种对于文学的高贵灵魂的再发现、再诠释、再确认，是否出于木心个人的偏执的爱？我以为，文学，艺术，于木心而言，绝非一种职业，一门学问，而是他赖以生存的唯一食粮，是他凭籍文学对抗劫难，度越生命，“以不死殉道”的一种个人意志。
这份文学的回忆，是木心与历代大师的关系史，更是他毕生凭借文学而得以成长、成熟的一场自我教育，一本有关艺术家如何自己喂养自己、自己磨练自己、自己拯救自己的箴言录———老子的“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使他在“文革”的汹汹恶浪中，执此一念，活下来；但丁的《新生》使他悟到：“每个人都经历过一段无望的爱情，爱在心里，死在心里”；他对“纯真的悲哀者”、阿拉伯诗人麦阿里的评价是：“人从悲哀中落落大方走出来，就是艺术家”；在他眼中，莎士比亚是“仅次于上帝的人，因此比上帝更可爱。”而这份“深度”示范是：“作品里放不下，但又让人看出还有许多东西，这就是艺术家的深度”；木心身陷囹圄时，默诵蒙田的教诲：“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纪德“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是他终生的精神原则。
木心昏迷的前两个月，贝聿铭的弟子去到乌镇，与他商议如何设计他的美术馆。木心笑说：“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即便不去细究这段话中的所谓“对错”，我们也可以说，撑住木心、成全木心那“全是错的”一生，正是伟大的世界文学史。因此，当木心终于能在域外公开地、免于畏惧地叙说文学；当这份历史榜单经由木心的讲述而有如诸神复活，木心本人也不啻九转丹成，不再压抑对文学的挚爱，不再忧惧世道的戕害，而能以自己期许的方式，成就自己。
作为罕见的异数，木心的个例竟使外部的，笼罩性的，无所不在的匿名的意志，最终无敌于艺术的忠贞。
然而我们也不能说，时至今日，“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的木心，是否终于战胜了时代，抑或，与时代和解。他所悬想的境界，他所属意的成功，从来不是“这一个时代”。换言之，在木心的自我定义中，“时代”未必是一个心理的、世俗的选项，或者说，是一个始终有待背叛，有待超越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