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记得1982年的一个早晨，我与大学好友潘鸣怎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上海市中心的一幢西洋建筑前，怎样沿着旋转楼梯进入《收获》编辑部的办公室，两鬓染霜的老编辑一个个正襟危坐，埋首阅稿，只有窗台上的阳光在无声地流淌。我在农场时就熟读这本文学刊物，如今走进了它的心脏，难免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
没想到，从第一次走进《收获》编辑部起，就再也没有挪过地方，一待就是十七年。
那时候主持工作的是萧岱，一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发表诗作的老诗人老编辑。
他满头苍发却精神矍铄，年届七十与我老母亲相差庶几。除萧岱外，还有孔柔、郭卓等人，也都是资深编辑。编辑部里一星期也有若干天热闹的时候，那就是李小林来上班的日子。平素她在家看稿子，照顾她的父亲——《收获》的主编巴金老人。她家中人来人往，信息来源广泛，她一来，总给大家带来各种信息，也带来了欢声笑语的气氛，李小林的声音清脆响亮，仿佛一颗石子投进沉默平静的小河。
巴金老人很少过问编辑部的事务，他只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发表意见，如他始终不赞成《收获》刊登广告。《收获》上发表的作品一般他不看，哪篇作品引起重大反响时，他才会去看一下。
现在一般认为，1976年和1985年前后是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的两个转折点。如果说1976年的文学高潮直接孕育于政治气候的巨变，很大程度上带有社会启示的成分，那么1985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变化更多的是源于文学自身的发展需要。两次转折因为背景不同，也分别具有各自的特征。前一次具有突变性，后一次则是渐变的过程。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复苏的时候，我在农场为个人的前途出路而苦苦彷徨。那时我拿到一本已传阅得破损卷角的《收获》，兴奋地读着《铺花的歧路》、《啊!》、《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小说。那些小说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茫茫夜海上的灯塔，暗淡灰溟的心境仿佛忽地被照亮了。文学开始酝酿第二次变化的时候，我走出校门，来到了《收获》编辑部工作。
我的大学同学、江苏文艺出版社的黄小初在这篇文章中是一个不能不提及的人物。至少有三位作家的成名是与他有关的：苏童、鲁羊及韩东。当然，其中最为显赫的是苏童。在黄小初将苏童的小说寄给我之前，他已一次次向我介绍了他南京的这个朋友。他曾向我预言：苏童将红极一时。日后证实他的预感是可靠的。我先是发了由黄小初推荐来的短篇《青石与河流》，以后我约请苏童陆续写了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及《妻妾成群》等一系列重要作品。
鲁羊也是黄小初介绍给我的，他至今仍对鲁羊的语言津津乐道。写诗的韩东成名很早，写小说的韩东却鲜为人知。黄小初有一度一直向我描述韩东其人其事，我猜他这样反复介绍一个人应该有下文。果不其然，不久后他即将韩东的两个短篇寄给我，我选发了其中的一篇《同窗共读》。事隔半年后，我在南京与韩东会面，我们坐在鸡鸣寺的茶室里喝茶聊天，韩东内向却不寡言，他从他的性格谈起，其实是谈他的小说志向，韩东有他的谈话方式，他的谈话方式也就是他的叙事方式。我请他多写一些小说寄给我看看。我说这是我的方式，我喜欢在沙滩上挑拣最美丽的贝壳。
有人说在《收获》上连续发三篇小说便能成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此话过于极端，但韩东确实是在《收获》连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后改变了他生活的境况：他找到了自己。他不再低沉萎靡。今天的韩东已是继苏童、余华、格非之后颇具实力的作家，他与王彪、朱文、李冯、刁斗等人被评论界统称“新生代”作家，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韩东是一朵迟开的花。
在1985年的桂林笔会上，我与同时参加会议的马原都敏感地觉察到文坛正酝酿着一种变化，全国各地分别有一些零星的青年作者写出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小说，但如何使这些游兵散勇成为一支有冲击力的正规部队，如何使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形成一定的气候，我想到了《收获》，我想把全国的冒尖作者汇集在一起，搞一次文学的大阅兵。尽管当时要在《收获》上做这件事难度是非常大的，但当时我想，只有《收获》才具有这样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收获》做了这件事才不愧为《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