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存”的关注展现出乔叶身上一种难能可贵的同情力和理解力，它是围绕“人”、指向“人”的，这使她的小说趋向开阔、大气：在《拆楼记》中，小说不仅让底层发声，也让上层发声——它以醒目的篇幅让“地方干部”充分现身，让他们的苦衷和难言之隐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由此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上层的可体谅之处，也看到了底层的可批判之处，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了眼下的时代现实，小说因而也超越了一般“底层文学”那种肤浅幼稚的道德控诉和怨愤发泄的水平。
如果说批判力能看出作家的感受力和思想力，那么同情力和理解力则显现了其宽厚、温暖的心性。小说《旦角》不似《最慢的是活着》和《山楂树》那般抒情忘我，而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表现了作者对“宽容”和“理解”的推崇。小说以陈双、陈双母亲、“红羽绒”三人牵出三段婚外恋故事，小说中的男男女女要么是婚外恋受害者，要么是制造者，要么二者兼是。但小说不是在讽刺，而是在寻找救赎，这种救赎的力量来自“红羽绒”身上的悲悯与宽恕——她对情敌“黑羽绒”不是痛恨而是深切的体谅，这种弱者对弱者的体谅比强者对弱者的悲悯更感人！同时，小说的结构十分精彩，它以有限的时空涵纳了三个婚外恋故事，以一场夜间的丧礼演出为背景，让不同的人物、故事相继登场，让戏与人生、古与今、生与死交相辉映，从而将我们置于一种无边的苍茫荒凉之境。
终结抑或开启
对人的体恤和悲悯既会施之于人，同样也会施之于己，这形成了乔叶小说中一种罕见的坦诚。在《盖楼记》《拆楼记》中，作者不仅标明了小说“非虚构”的性质，还借叙事人“我”之口，坦承了她对“拆迁事件”的参与。在这里，传统乡村叙事的启蒙批判功能被消解了，但正是因为这种消解，小说才打破了传统乡村叙事惯有的模式，从而呈现出传统乡村叙事已无法呈现的一种新的时代现实。作家写作姿态的降低意味着其对自我卑微身份的一种坦承，而这种坦承是基于作家对自我的一种体恤和悲悯的。无论相对于体制、历史还是习俗，“人”总是弱者。
然而，“人”并非是无罪的。在压迫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能说自己无辜、可怜，但若压迫和迫害是由我们自己造成或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呢？在乔叶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她在社会批判之余尚能泰然展示自己的坦诚，但在她转向面对文化尤其是人性时，我们却看到了她的尴尬和不安：在《打火机》《失语症》《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旦角》《最慢的是活着》这些作品中，当面对与文化伦理相冲突的意识和行为(如欲念、偷情、背叛)时，小说频繁出现“无耻”一词。这个词汇在小说中往往指向主人公自己，直言自己的无耻在此虽然展现了人物的坦诚，但坦诚的背后却分明让我们窥见了一种负罪感和一种精神颓萎。同时，“无耻”还包含了一种自贬、自嘲的意味，它对焦虑和不安能起到有效的缓解作用——人面对不易克服的困境时，自我解嘲会使他们松弛神经、缓解紧张，甚至露出笑意。也就是说，自我解嘲其实从某种意味上说也意味着一种精神痛苦的止步。
乔叶的止步是因为她在写作中面对着种种人的终极困境，这些困境显然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了文学便意味着选择了直面它——由此出发，便是文学家的担当与痛苦。(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