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口语”：以日常美学替代崇高
20世纪80年代初叶，也许是出于对“朦胧诗”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偏好、挑战者和代言人的使命感，以及孤芳自赏的“美丽的忧伤”情结的厌倦，更主要的还是对转型中国的沸腾生活的呼应，一批新的诗歌和诗人登场了。“第三代”作为对“朦胧诗”后一代诗人和诗歌的命名，正式进入了历史。有趣的是，这些后来被称为“第三代”或者“前口语”（用以同“后口语”区别，主要指称那些上世纪80年代口语诗先驱者的作品）的诗歌，主要发布和流通于他们自办的“民间刊物”。
大体说来，这些“前口语”诗歌更倾向于用平凡人的、日常生活的主题来替代崇高的、英雄的、泛政治化的主题；用现代人明白、有力、富有语感的口语和客观、低调、反浪漫的写作态度去替代以意象和隐喻为特征的象征主义倾向。这种以日常语言为基础的诗歌，让人感到既熟悉（它很像我们的说话）又陌生（它居然闯进大家业已习惯的、隐喻的、意象化的、词语的、被称为“文学皇冠”的诗歌领域），这相当于《圣经》由拉丁语变成了民族母语，它对我们的灵魂具有某种解放意义。自然，很多人为之倾倒，模仿者蜂拥。
贡献与局限
这应该是一个很长的名单，其中，以于坚、韩东为代表的“他们”诗群的“日常生活”、人生况味和平易中蕴含奇崛的语调；以李亚伟为代表的“莽汉”诗群粗野、狂放的“无赖气质”和有力的长句式口语；以周伦佑、杨黎为代表的“非非”诗群用口语向言之无物的“纯粹”的“超语义”、“超表现”境界靠拢的理论和实践；以王寅等人为代表的“海上”诗群的异国情调和微妙语感……都让人印象深刻。可以说，这些青年诗人以近乎挥霍的方式，展示了他们独有的焦灼、痛苦、反抗以及浪漫主义精神，他们挑战性的作品，给1980年代的中国诗歌带来了猛烈的冲击、活力和元气，并使自己成为青春或者1980年代的某种标志和象征。他们的许多充满酒精和荷尔蒙气息、充满对身体的遐想的诗歌，有一种摧枯拉朽的破坏性和冲击力。于是它们也在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正寻找和建立自我的年轻人中间，引发了共鸣，并令他们发现了言说自身存在的乐趣以及自己生命的美感。
当然，回头看来，“前口语”的诗歌，与它的贡献一样，局限和缺点也是明显的。比方说，可能是过多地倚仗青春的生命力，它们更多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更像是姿态性的而非人文内涵上的，有时在诗艺上较为松散，在文本上也有较为粗糙的问题。现在，集体意义上的 “第三代”已经风流云散，很多诗人也已退役，只有少数摆脱了流派色彩，或者说，流派原本就限制不住的杰出诗人仍然在继续着创造，自然，影响也不像过去那么大了。
于坚：从“语言学”到“文明论”
进入1990年代以后，于坚推出《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和《事件》系列，开始进行他的诗歌“语言学”探索。1993年他创作的《0档案》，则把诗歌的形式实验推到了一个极致，他用档案的词条形式测量了个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下的某种生存状态。此后，他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文明论”的框架里，继续向新的内容和文体领域开拓。他的长诗《飞行》和更为轻捷的小品式的《便条集》，以对中国古代文化和美学价值的发现和倡导引人注目。他把传统看作是一种基本的、身体上的联系，是一种以美学为特征的永恒生活方式。这同20世纪革命史及其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并拉开了距离，这也成了被很多人批评的“向后撤”的先锋主义。但对于坚来说，“后来李白升入天空/照耀故乡中国”，“汉语像月光下的大海/在我生命的水井里汹涌”，这既是归属感的需要，更是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