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去年发布的畅销书排行榜，郭敬明的小说和现代官场小说占了好几席，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余秋雨：我不觉得郭敬明的书是无聊的，郭敬明的书也挺好看的嘛，它有故事性，我不认为他的书是不好的书。读书是一个社会潮流，对社会潮流我们不能指责过多。不一定第一名第二名一定要是红楼梦我们才怎么样。不要以普遍的阅读的量来透视我们的阅读。中国是个普通老百姓为主的社会，普通百姓的日常兴趣，就是一有空去做什么，恐怕就是打牌。那你就很愤怒，我们怎么打牌呢，丢人了，我们是不是成了一个赌博大国？
老百姓他可能就是随手拿起来一本书。年轻人或者小孩子可能会喜欢读一些故事性比较强的书。我小的时候印刷条件不好，非常糟糕的书不多，碰巧我爸爸书箱里有几本好书。但是当时也有很多非常低劣的传说故事，文人写的好多戏本，层次很低的，这些都是当时阅读量极高的东西。当时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流行的书，是写三角恋爱的小说和黑幕小说，很多文人也都在看，就像直到解放，知道鲁迅的人也很少。张爱玲写作之余为了休息，看得也都是社会上流传的一些烂俗的书，就随便看看，这就像是很多大学者，他看的电视剧一定是休息的电视剧，我天天研究一些高深的东西，空下来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就看一些放松脑子的东西。
记者：您说现在的书籍泛滥，出版机构在其中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余秋雨：我希望出版社能做这么几件事情，第一就是尽量减少出那些层次非常低的书，不是说暴力色情，而是那种老板出书、官员出书，要少一些，内部读物要出也可以，但是不要变成公开发行的书。第二，当你发现全世界别的地方有好的书，你一定要努力去推荐。还有就是怎么把经典简化。多数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读完一部经典，当代人用漂亮的白话文把一本非常长的书简写了，现在有现代作家把它缩的比较短，很好看呀。前几年我看过一些出版社做过名著的五分钟阅读，作为研究文学的人看了当然会生气，但是别忘了，很多人都有非常忙的时候。
记者：您最近在写作吗？最近读了什么新书？
余秋雨：我读书的量很少，过去读了很多，现在就很少了，更多地在思考问题。最近我在写一本新书，叫《君子之道》。瑞士的一位思想家叫荣格，他说，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表现为人格理想。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圣徒人格，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绅士人格，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骑士人格，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浪人人格，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牛仔人格，而中国的民族文化人格是君子人格。我们的文化遗嘱是以人格的方式传递的。读书读少一点没关系，很多读书读得多的人都是小人，不是君子。这本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写好，但我写得还是很开心的。
记者：您现在平时还去各地游历吗？
余秋雨：我不上网，也没有手机，我不通信，也不怎么出去，不和外面世界有太多的交往。我写文章比较投入，可能这个月我都在写汉代，一直在写司马迁。写这种学术散文是很投入的，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我就一下子被从汉代拉回到现在，讲完电话刚才让我感动的气氛就找不到了。我的妻子有手机，她非常了解我这个特点，知道我写作怕打断，往往是吃饭的时候，或者我不写的时候，才告诉我今天谁来了几个电话，她跟我生活了几十年，太了解我了。(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