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 资料图片
著名翻译家、三联书店解放初期的骨干编辑王复加先生，关于三联书店于1951年的被撤销，有一句名言：这是被“凌迟处死”。当时把三联书店的业务分解为几个片，分别改属别的好几个单位，而又在人民出版社保留了一个出书的虚名，实际上世上已不复再有三联书店这单位了。说这是“凌迟”，并不为过。
这么过了30多年，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一些老同志的呼吁下，三联书店又被允许恢复了。
到了这时候，许多三联书店的老前辈已经退休甚或过世，阴差阳错，让我这个同历史上的三联没有多少关系的人来重建那个已被“凌迟处死”的出版社。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当过好多年出版社领导的秘书，见过他们怎么管理一个出版社。但是，那都不是被“凌迟处死”过的单位，没有那么“一穷二白”。现在，给了我30万元，让我着手从一片空地上重建三联，谈何容易。
最难的是编辑工作。就当年出版工作的管理方式说，三联书店已经没有任何现成的“地盘”。万般无奈，我争取到“文化”图书的分工。可是没有熟练的编辑，怎么办？这时我想起了三联书店被“凌迟”之前的老编辑张梁木。老张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进步新闻工作者，进了三联以后，在陈原领导下负责编辑地理图书。陈原经常表扬他善于联络作者。他不是学地理的，但是白手起家，几年之内使三联成为当年主要的地理书籍出版社之一。陈原经常给我看他写的访问报告，绘声绘色，生动详尽，十分动人。看得出来，他的成功，起因于他能真诚团结作者。于是，张梁木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三联书店没有办公室，怎么办？我从熟悉的单位借了一些小房子。于是几十个员工分别在北京东城、南城五个地方办公。我这个总经理，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天天往这五处跑。这个形势，逼我把三联书店实际上办成一个“皮包出版社”。上世纪40年代末，我曾在上海伺候过一些皮包出版社的老板，他们还常常让我替他们的出版社干活，然后给我一些小费。现在我居然想把三联书店办成皮包出版社，这事说出来准得挨骂，因为实在太丢人。